创办《新青年》，宣传科学与民主
    正当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氏步步登极之时，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于1915年6月中旬到达上海。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7月5日，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满怀激情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的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退守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