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较早的一篇专论。它涉及到文学的价值、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文体、文学的批评态度诸问题。曹丕批评了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这对于当时文学的自觉及后世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首先，曹丕本着文以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学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鼓励作家努力从事创作。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关于文气，作者认为“文以气为主”而“气之清浊有体”。他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形成各自的独特的风格。因此，各有所长，难可兼擅。
　　其三，对于文学体裁的区分。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即文章基本规则相同，而各种文体又有其各自特点。这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从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这些著作里的文体论述，正是《典论·论文》的进一步发展。
　　其四，关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对“贵远贱近， 向声背实”与“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错误态度进行批评。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不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时期。另外，曹丕的《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对当时文坛诸子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北宋初期，诗坛风气浮靡。尤其西昆体统治诗坛数十年，讲究词藻，片面追求形式的华丽。梅尧臣与欧阳修出来，才扭转了这个局面。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淫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洙）之下。”（见《后村大全集》卷一七四）。
　　梅尧臣称赞《诗三百篇》继承了美学传统。他认为诗歌之作，是“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歌是现实的产物。他在《读邵不疑学士诗卷》里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平淡”是他所极力追求的艺术境界。他主张以极其朴素的语言和高度的写作技术，表现出作品的内容。这种“平淡”风格的特点在于：“意在言外，耐人寻绎。”如吃橄榄，从苦涩之中，咀嚼出不尽的甘腴之味；要洗尽脂粉铅华，给人以“老树着花”的美感。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斯为至矣。”又说：“圣俞生平苦于吟咏，故其构思极艰。”“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刘克庄也说他“留意于句律”，学梅的人只知道他的诗淡，而不知他“殊不草草”。
　　梅尧臣的主张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他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是当之无愧的。
　　南宋的朱熹在文学批评方面有很大贡献。他的《诗经集传》、《楚辞集注》及其他诗文杂著中有些评论文学的见解，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和一定的代表性。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北宋道学家的主张，表现了道学家和古文家文学思想斗争的继续发展。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美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他认为文与质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文质彬彬，就是物相质而适均，相互渗透而又恰到好处，在统一中又有差异。文与质达到和谐的统一才是完美的。他评论了以往对文与道的关系的论述。批评苏轼“吾所谓文，必与道俱”的观点，认为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把文与道当作两个东西，待作文时，再从外面“讨个道”放进去，割裂了文与道的关系。他批评韩愈弟子李汉的“文以贯道”，认为其弊在把文看作是贯道之器，有文先道后，文本道末之病。朱熹主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道是水源，文是从水源中流出来的水。既然文是从道中流出，则文与道便有相通而不可分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圣贤之文便是道。这是文与道的统一，而不是合一。他强调，文之所以为文，是因为它源于道。文不合道，便无以为文。他品评文艺作品时坚持重道轻文的原则，认为屈平之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