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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四军游击队到江北游击纵队

时间:2010-05-22 11:33来源:安徽文史资料巢湖卷(一) 作者:吴锦章 点击:

1937年8月间,张恺帆、黄育贤等同志从苏州监狱出来,先到张恺帆同志家,后到胡竺冰家暂住。这时,张君武同志收容了国民党的一部分溃兵,以合法名义,建立国民抗日自卫总队,组织上派张恺帆同志去领导。总队的人和枪主要是国民党溃兵留下的,经济生活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改造条件又不具备,所以纪律比较差。国民抗日自卫总队成立后只开展了3个月的活动。由于国民党无为县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严密监视国民自卫总队的活动,对张恺帆同志领导国民抗日自卫总队多少有些惊慌。土地革命战争时无为县国民政府曾悬赏通缉过张恺帆,因此,国民政府认为国民抗日自卫总队是共产党的复活,所以处处限制,不久即勒令取消。

与此同时,我和倪化黎在东乡白茆洲成立一个分队,有4支枪(1支驳壳枪、1支佛朗宁、1支汉阳造、1支炮筒枪),另外又在地方上搞了联保主任的3支枪,一共只有7支枪。我和倪化黎负责的这个分队,成份比较好,均是老的农民协会会员,并有中共领导。由于国民抗日自卫总队先受限制后被取消,我们分队也难以公开活动,由此相应地采取隐蔽斗争,保存了人和武器。

12月底,中共组织决定派胡师成、李正平和我到湖北黄安训练班学习。方毅同志是训练班的主任,何伟、彭康同志讲课。两个月后,训练班领导告知:国民党多方限制我们,情况较紧张,组织上分配我们仍回原地,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我们接受了任务,启程返回无为。途经六安,在六安动委会见到胡竺冰同志。他约我晚上谈话,他说全国正在动员搞抗敌协会,无为县也有县抗日动委会。我们回到无为后,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京沪线上的重镇后长驱直入,继续进攻。我到无为县城找到任昌举同志(即任惠群),研究当前形势。我说,我们准备搞武装斗争,但城市难以开展活动,经过考虑,我们选择无为东乡,因为东乡群众受过党的宣传教育,有党的领导,政治上有基础,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来看,较之县城薄弱。我们在东乡开展了群众工作,先后组织了东乡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群众发动起来了,参加协会的群众踊跃。当时东乡有一个委托工作团,团长周正华、刘向樵,它是县动委会下面的组织。我们回到无为以后,他俩已走了。组织上决定我和胡师成到工作团去,由我负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搞武装,建立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这个队伍开始的名称叫新四军游击队。这时,无为已成立县委,由胡德荣同志负责。胡德荣同志兼新四军游击队指导员,我是游击队的队长。新四军游击队由小到大,发展较快,1个多月后即成立了3个分队:一分队队长吴大培;二分队队长倪化黎;三分队队长周福正。我们的武器不多,为了壮大革命的力量,我们到处搞枪,这时进行得比较顺利。除收缴地主的自卫枪支外,在无为南乡还缴了国民党的一个纵队武装(因为群众反映:说他们简直像土匪一样,根本不是抗日,因此我们把它消灭,只缴了十几支枪)。有一次,我们从西乡缴了2支枪回来,路过无为县城,无为县政府的武装警卫留难我们,不准我们走。我们游击队的战士拿出符号和图章来证明(图章是游击队的文书项惕余在余家坝请一位谱师刻的,不大合规格),国民党武装部队仍不放行。当时敌强我弱,力量悬殊很大,只能采取策略斗争。我们又说无为县城有士绅可以证明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并找来了王试之先生,他证明我们是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由于新四军在政治上的成熟与影响,国民党武装警卫也不敢留难了。后来王试之的3个女儿在党的影响下,先后参加了革命,他的儿子大了也参加革命。

新四军游击队不断发展,队伍增加到100多人,长短枪有数十支,但给养比较困难,不懂得开辟财源,后来游击队就惩罚汉奸、打击民族败类,打掉了繁昌、运漕的维持会,以此搞些给养。尔后重点仍然是发展群众组织和人民的武装力量,搞枪支,也收一点过境税,打资敌,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吃饭,主要是靠做思想政治工作。游击队战士根本不计较生活,当时没有任何津贴,为了抗日,参加的人非常踊跃。但人多了要增加给养,我们对入伍的人员,接受过去国民抗日自卫总队的教训,选择较严。游击队战士中贫农、雇农成份和下中农居多,也吸收富农、地主出身的思想要求进步的青年。当时陈化群同志要求参加革命的心情非常迫切,我说:“你来参军是可以的,但是真干革命,就要不怕苦、不怕死。”他态度坚决,第二天到部队里来,就穿草鞋去侦察敌情。另一个是我的亲戚,姓陈(小名叫小和尚),要求参军,我开玩笑地说:“游击队生活艰苦,只有青菜萝卜吃饭,比你家里的生活要苦得多,有时无米要饿一顿,你参军要带粮食来”。第二天,他果然挑5斗米来参加游击队了。这说明群众要求抗日的心情迫切。他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那时我们只有朴素的阶级情感,缺乏远见卓识,不然的话部队会发展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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