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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三十年前的高考

时间:2010-08-19 15:12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邓石如 点击:

久违了的高考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也是一个冬日的上午,我走进合肥三中的一间教室,和许多陌生的年龄悬殊的同伙一起参加考试。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粉碎四人帮之后首次举行的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一九六六年,作为合肥一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我和同学们正全力以赴地迎接即将举行的当年高考。六月一日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在报纸刊登电台广播后,合肥一中平静的校园和其它学校一样,顷刻之间炸开了锅。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声讨会此起彼伏。正当高考逼近,我们左右为难之时,六月十三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决定为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当年的全国高考推迟半年举行。我们当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松上阵,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之后,再集中精力参加高考了。当时谁也没料到,文化大革命会愈演愈烈,从文化教育战线发展到各个领域,波及工矿企业、商店、机关、农村、甚至军队……如狂飚席卷全国。最后全国停课,在校的大学生,学完的、未学完的全部去农场劳动,三届高初中学生几乎全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许多大学和中学连锅端从城市下迁到农村。合肥一中也被下迁到安徽颖上县,一分为三,分别办学。在那样的形势下,再也没人提起高考之事了。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毛主席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由于当时形势仍很混乱,大学根本无法招生,直至一九七0年才开始了推荐上大学。

我在一九六八年底和同学们一起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二年后开始招工。不知是因为我读满了高中三年的课程,还是因为那时城里中学教师奇缺,轮到我招工回城时,我没能象多数知青回城进工厂当工人,而是分到合肥七中当了教师。无论在农村插队还是招工回城到七中,我一直还在做着上大学的梦。但是几年下来,多次推荐都没有我的份,我便死了心,并于一九七七年春节与爱人结了婚。谁料想就在这年十月,在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的强力推动下,粉碎四人帮后的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立即恢复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并对文革前“老三届”的知识青年网开一面,年龄放宽,婚否不限,有五年以上工龄者可带薪带职上学。面对这几乎为我量身定做的政策,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高考。

迟到的录取通知书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是各省组织命题。由于从确定高考到组织考试只有短短二个月时间,绝大部分考生都没有足够的复习时间,所以题目并不难。记得当时是考四门课,政治、语文、数学加上分别文理科的综合。政治题目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老生常谈。语文的作文题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还记得地理有一题是让考生描述十一月份从南方往北方一路过来所见的自然景观的不同,这对我们自然是小菜一碟。但一道世界地理填充题却让一位同是老三届的考生犯了难,交卷后直追着我问,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墨尔本还是悉尼?都不对,是堪培拉,我颇为得意地告诉他。但是数学上一道因式分解却花费了我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草稿纸也画了两大张,还是没弄出来。考完后一问,其实特简单,当时脑子不知怎么就犯了混。考完试后就盼着录取通知书。当时七中一位同事被抽去招生办工作,他在阅完卷后说我的高考分数是327分,这在当年算是很高的了。于是大家都认为我必取无疑。学校里已不再安排我下学期的课程。我正在教的那个班学生们凑钱买了一个笔记簿送给我,在扉页上写下了“辛勤的劳动必将会换来丰硕的果实—与邓老师共勉之”的赠言,并一一签了名。邻居和朋友们都纷纷来祝贺,毕竟那么多年没举行过高考了。我心里也美滋兹的。但是不久发榜了,许多考生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我的却左等右等没有来。其实,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填报的是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志愿并不高。我又托一位爱人在安徽大学工作的同事帮忙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安大在肥录取的全部新生名单都查过了,确实没有我。我的心一下凉了。一位同样参加高考没接到通知的老三届同学来找到我,鼓动我和他一起写信给邓小平,争取明年再让我们参加高考。我却没了勇气,看来政策上说的是一回事,真到录取又是另一回事了,谁愿意招收都三十岁了的大学生呢?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合肥市教育局给七中打来电话,让我去领取通知。赶到教育局我急忙打开通知一看,是一份盖着安徽供销商业学校公章的安徽劳动大学蚌埠教学点录取通知书,通知我被录取在该校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我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教育局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这就是地处蚌埠市的安徽财贸学院。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安徽财贸学院被降格为中等专科学校,粉碎四人帮后,该校正争取恢复高等院校,由于上级尚未批复,故先以劳大教学点名义招收一个本科班。这样的一所学校,这样的专业,又在蚌埠,接获录取通知的喜悦,多少被打了折扣。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既没填报这所学校,又没填报这个专业,怎么就把我划了去。教育局的那位同志看我多少有些失望的样子,好心劝我说,这是正正规规的本科,四年后出来就是五十二块五,和北大清华没什么两样。是啊,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元,按当时的调资状况,猴年马月才能加到五十几啊?就这样,春节过后我就收拾行李,惜别妻女,去蚌埠上了大学。

难忘的大学生活

当我刚迈进这所大学校园时,热烈的欢迎气氛还是没能冲消我失望的情绪。不大的校园、不象样的操场、小小的图书楼……甚至无法和我从前的合肥一中相比。但是开学不久我立即发现学校安排给我们授课的教师都是一流的。教师中不乏早年在国外留学归国的教授,五六十年代从北京、上海、沈阳、武汉……抽调来的骨干。他们中一些已白发苍苍年逾花甲,大部分正年富力强精力旺盛,他们把被四人帮压抑已久的报国热情,化作满腔心血无私地浇灌在我们身上。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恢复安徽财贸学院,这对广大师生更是一个激励。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年龄差异很大,此前经历也各不相同。有工人,有知青,有教师,也有复员军人,还有的担任过公社或大队的书记。一个家在皖北农村的知青,回乡后当了代课教师,结婚较早,第二胎又是双胞胎,结果他来上学时三个孩子,大的已经读小学了。他在我们班无争议地享受最高奖学金,学习特别刻苦。应当说大家学习都很用功,但虽说是经过统一考试录取进校的,各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特别是英语,个别好的完全可以当我们的小老师。在刚读完大一和大二的时候,我们班就分别有一位女同学和一位男同学直接考上研究生去了杭州和济南深造。从一九七八年初到一九八二年初的四年大学生活,正是我们国家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我们一入学就赶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解放思想大讨论。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让我们几乎每天都兴奋不已!农村的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试点……高考录取时阴差阳错的专业此时恰成了热门。文革以来,甚至建国以来许多重大冤假错案,一一得到了平反昭雪。报上发表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剧场里上演了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一大批过去被四人帮扼杀封存的好影片在各家电影院陆续上映。从城市到农村,亿万人民群众挣脱了四人帮的枷锁,冲破了思想的牢笼,唤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报纸和广播里每天都传来各条战线激动人心的消息。面对着眼花缭乱的社会变革,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思索着,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着。四年里,我们下农村,去工厂,进商店,调查研究,实习体验,亲身感受着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锻炼,成为我们日后工作和前进的无穷动力。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这来之不易的四年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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