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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起来的感觉

时间:2010-11-22 12:48来源:《云岭春秋》 作者:章琦 点击: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的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从内外敌人压迫下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都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寻找站起来的感觉。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在同一位洋人打交道中产生的。这位洋人名叫索培伦,意大利人,阜阳天主教堂的神父。

1948年8月5日,驻阜阳县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部队撤出阜阳,阜阳解放。中共豫皖苏区党委迅速抽调第一批32名干部前去接管阜阳。我们早晨分乘两条木船从沙颖河顺流东下,当晚抵达阜阳。根据区党委的决定,阜阳县改为阜阳市,成立市政府;市设东西南北四个区,分别成立区政府。我被分配到西城区任区员。几个月后,市又改称县,成立城关区,原来的东西南北四个区改为东西南北四个镇,我任西城镇镇长。

我们进城后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贫苦市民的吃饭问题。开始是开仓济贫,给他们发救济粮,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我分工负责城西南角的三个保和西郊的两个保(刚解放我们对旧政权采取利用的政策,保甲制不变,保甲长也是原来的,后来把保改为街,甲改为组,保长改称街长,甲长改称组长,原来的一位副镇长还是副镇长。利用这些人为我们办事,这样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

我负责的几个保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以卖菜卖柴为生,生活极其贫苦,生产自救是他们的迫切要求。区政府布置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发动妇女做军鞋,支援大军渡江,交一双鞋,政府发给8斤小麦。消息一传出,妇女们都积极要求参加。我把他们组成做鞋小组,每组人数不等,由她们选出组长,负责验收,交鞋,领取小麦。一天,我到鹿词街一个做鞋小组了解情况,妇女们说,你们一来就给我们发救济粮,现在做鞋发小麦,只要你不偷懒,你就有吃的。有位妇女说:“天主堂的索神父,经常给信教的人一些小恩小惠,不信他的教再穷也不给。”大家还谈了对索培伦其它方面的意见。我听了以后想去会一会这位神父,一位妇女说,你去找索神父,不要喊,也不要打门,这样他是不会给你开门的;你拿起门搭儿敲三下,他就会出来给你开门。

照这位妇女的指点行事果真灵验。大概事先有人告诉索培伦我要去找他,所以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问我:“你是章委员吧?”(当时群众都这样叫我)

“是的”我说。

“欢迎,欢迎。”索培伦一面说一面领我去参观他的教堂。

走出教堂,我左右看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就径直朝大门走去。索培伦仍然笑嘻嘻地送我出去。这时我初次感觉在洋人面前站起来了。以后发生的两件事更使我有这种感觉。

冬天,我们组织群众夜间轮流打更,防匪,防盗,防火,街长和积极分子向我反映索培伦既不愿打更也不愿出灯油费,要我去跟他讲。这次见面,索培伦不像上次那样客气了,一听我说要他打更,他就指着门后贴的一张报纸上登的布告(大概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布告)说:“你们的布告上不是说要保护宗教吗,怎么还要我打更!”

“打更既是保护群众也是保护你教堂,你应该同群众一样,既享权利也尽义务。”

索培伦对我的这番话根本听不进去,把头直摇。

“你不参加打更,出几个灯油费总可以吧?”他还是摇头.一气之下,我说:你不参加打更,又不想出灯油费,教堂出了问题我概不负责.”说罢,我站起来就走。

几天以后,街长告诉我,索培伦同意出灯油费。

还有一次,索培伦弄来一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的旧衣服发给信天主教的市民。我知道后立即叫街长通知他交出来,由街道上发给最贫困群众。这一次索培伦没有敢说“不”字。

然而这位外国传教士并没有真的认识到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我调到区里工作不久,听说又发生一件事:阜阳专区工会要办个训练班,准备从工人中选拔一批干部,苦于找不到房子。天主教堂里有几间闲置的平房,可以满足他们办班的需要。工会几次派人向索培伦提出暂时借用一下,训练班结束就还给他们,索培伦就是不同意。后来工会主席程炳森亲自出马同他交涉,索培伦仍然说土地是他们教堂买的,房子是他们教堂盖的,教堂的财产是不能借出去的。程炳森同志是一位能言善辩的人,他沉思了一下说:“土地是你们教堂买的,房子是你们教堂盖的,你不借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那我请问索神父,教堂大门前面的路你们买了没有?”

“没有。”

“这就是说路是我们中国人的,对吧?”

“对,对。”

“那好,房子你可以不借给我们,我们也可以不让你走我们的路。”

天主堂在路西,修道院在路东,门对门,一听不让他走门前这段路,去不了修道院,索培伦无言以对,不情愿地把房子借给工会。

(《云岭春秋》2009年第2期[总第28期]  作者系宣城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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