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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名家——梅曾亮传略

时间:2011-03-08 21:08来源:桐城派研究会 作者:汪巧玲 点击:

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他生长于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诗书家庭,其祖辈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其父梅冲,饱学诗书,嘉庆五年(1800)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因此他从幼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少时工骈文”,年轻时以诗文见长,所交管同、方东树、姚椿、毛岳生等,皆文学之士。18岁时拜姚鼐为师。“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为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以知县衔分派贵州,因父母年老,未去赴任,于次年告病缴照。此后数年,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与江苏巡抚陶澍之幕,然都历时不久。道光十二年,他再次人京,十四年授户部郎中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乡,在京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称:“曾亮居京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虽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以至他发出“我寄闲官十九年”,“故人怜我久京华,宦味谁知薄似纱”的感叹。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告别京城朋友,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辞官归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后“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咸丰六年卒于清江,年71岁。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暴露,国内、国际矛盾日益激化。他身处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之中,与姚莹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样,仍然维护封建礼教和统治,心系国家安危,表现出对国事与现实极度关心的热情。

他主张读书人要以救时济世为己任。他在《上汪尚书书》中写到:“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来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 以昌明道术, 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其待时而行者,盖难几矣, 其不待时而可言者, 虽不能逮而窃有斯志。”他认为那些仕途畅达的人,有其位当应行其志,要以佐君济世为己任。那些才学高超,仕途阻塞,升迁无望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要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世。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上者立功业,其次垂文章于将来, 有自见于没世之心, 则不必当吾世而尽如吾意也。”倡导仕人,要么立功,要么立言,人人都要为济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写下了《士说》、《民论》、《刑论》、《臣事论》等政论作品,揭露和批评官场及某些政事的弊病。他说:“天下之患,非事势之盘根错节之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为患也,非财不足之为患世。 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主张“法之加必自贵者始”,“任重而责之者厚”,“任轻而法之加者薄”,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上方尚书书》、《上汪尚书书》、《复汪尚书书》等文中,他多方探讨国计民生之大事,谋划治国之道,心系国家安危。他在《记日本国事》一文中,根据自己听到的日本国的治国之道,比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赞叹日本政治“阶级少,则事权一,胥吏去,则上下通”,旨在抨击中国社会官多级多,层层专权,相互掣肘,不办实事,人浮于事的不良社会风气。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更是表现出一腔爱国热情,为抗击外国侵略者、鼓舞官民士气而奔走呐喊。在《上某公书》中,他积极支持抗击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在写《王刚节公家传》、《正气阁记》等文中,讴歌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悼念英勇抗敌的阵亡将士。在《与陆立夫书》中,他总结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次失败的教训,提出诱敌登陆以扬我之长、制敌之短的克敌制胜的战术。在《徐柳臣五十寿序》中,他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非兵不多,粮不赢,患气不振”。上述这些都表现出他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他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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