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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州民俗——光棍气加英雄气

时间:2012-02-18 08:41来源:合肥晚报 作者:王芳芳 点击:

合肥人不是好相与的。

春天去杭州,在西湖边上的“楼外楼”吃传说中的“西湖醋鱼”,那鱼做得是好,吃进嘴里有螃蟹味。门外就是白堤,花红柳绿的,正是暖风薰得游人醉,飘飘欲仙之际,忽听满堂嗡嗡嘈杂声中,有乡音破空压顶而来:“跟我操四?我就拿棍子往他头上一刷,打得血直淌!”赶紧回头看,隔着两桌人,有几条汉子正扯开衣襟,喝得红头涨脸,意兴湍飞,比手舞脚说前几天打架得胜的事迹。同座亦俱是合肥人,不由相视莞尔。

打架不文明,咱们不提倡。这几位偶遇的老乡,自然也不能证明合肥人爱打架。不过呢,合肥人真要打起架那绝对是不“怂”的。你要打我必奉陪,逢打必见血,不像上海人,在街上对峙半天,唾沫费了一桶,头发丝都没乱一根。别说男人,女人也不逊色。我有一女朋友,标准的贤妻良母。年轻时和老公在批发市场摆摊做小生意。生意不好做。一日与邻摊口角,渐至厮打,她老公人瘦小,眼看被对方占据压倒性优势,饱受捶楚。她正好送货过来,见状怒从心起,大喝一声,就手抄起只板凳冲过去,听得疾风贯耳,当的一声响,临摊摊主的头上就起了个血窟窿。围观群众一拥而上,急送医院抢救不题。

说起来,这些是有历史根源的。合肥是啥地方,三国故里!被史上打群架最有名的时代风气熏陶过,到南宋又成为南北交战的战场,内地变边城,烽火连天儿郎伟,留下个“铁打庐州城”的美名。清末淮军崛起,军政要人辈出……一方水土一方人,民风塑造地方历史,历史也影响着民风。

元末,庐州人氏余阙曾为合肥民风下评语:“其民质直而无二心,其俗勤生而无外慕之好,其材强悍而无孱弱可乘之气……盗不能欺,利不能诱,兵不能怵。”余阙是什么人呢?他是个武将、学者外加隐士,曾长年隐居于庐州城外青阳山。虽精通汉人诗书,却非汉人,祖上为“唐兀人”,即建立了西夏王朝的党项民族。余阙在元朝,后来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在与红巾起义军的战斗中殉职于安庆。史料上记载,其人极为悍勇,曾连斩陈友谅13员大将,最后,“西门危急,余阙徒步提戟,率军往救,战于清水塘,身负重创10余处。红巾军从城外蜂拥进城,将其重围之。城中四处火起。他见大势已去,遂自刎,沉于清水塘中。”端的是条好汉子,这位草原民族的后代都如是说,可见合肥人的“质直强悍”确实够突出。

质直,所以认死理,强悍,所以勇武。合肥人在近代以来历史舞台上的异军突起,无疑与本地民风有严重关系。往上追溯,所谓合肥土著,祖上也是移民。元明之际,从江西瓦屑坝就移来了大量人口,聚族而居,极其重视乡土与宗族观念。江淮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大族之间常为土地水利等资源而展开械斗——合肥旧日四大家族,都是在这种宗族斗争中壮大起来的。

合肥有东乡有西乡。东乡出李鸿章,西乡出刘铭传。一个是读书人,进士正途出身,实际上靠团练起家,走的是军政结合路线,另一个纯是草莽,“刃豪揭竿”而起,结果都成了气候,各个带出无数家乡子弟。征太平天国,讨捻子,战洋鬼子,刀头舔血的讨生活,一将功成万骨枯,衣锦荣归的有,更多的是就此化为他乡的白骨。甲午海战中,李鸿章从家乡运来子弟兵,增援朝鲜,租用英国货轮运送,途中,遇到日舰拦截,其中“高升号”被日本军舰所俘,誓死不降,结果871名江淮子弟,全部壮烈殉国。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合肥西乡的,当时几乎村村有新坟,户户放悲声,全是衣冠冢。

刘铭传、段祺瑞的先辈都卖过私盐。东西两乡都出过不少卖私盐的。卖私盐自古都是重罪,离匪盗亦不远矣,历史上多少枭雄曾是私盐贩子:黄巢,王仙芝,张士诚。外加演义中的混世魔王程咬金。

合肥人身上是有光棍气加英雄气的,这跟时下流行的“野性”不同,本质上是植根于农业与宗族社会土壤,为保家守土,建功立业而执著的一种朴质精神。治世则勤朴立家,合肥有句俗语叫:“跌倒都不忘抓一把泥”。乱世则出豪杰。最后干脆出了王亚樵,上海滩“暗杀大王”,连老蒋都怕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匪亦侠亦风流。这些人这些家族发迹起来的共同特点,都靠的是武力、权谋以及家族凝聚力,缺一不可。

流风余韵,合肥人不爱惹事却敢揽事,行动擅机变而又思想偏保守,极重视人情往来,重口腹之欲胜过讲究衣饰,重实利而轻文艺等等,都能从前人旧事里找到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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