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每天早上，当走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徽园”饭店门口，吴霞女士总要对这首诗琢磨一番。尽管这座位于合肥市安庆路的小饭店，与周围形形色色的大酒楼比较起来显得是那么“势单力薄”，但她还是信心十足地要干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来。

　　徽商的鼎盛与没落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并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不宜于种粮，却宜于产林、竹、茶、桑、果鲜、药材等各种经济作物。万山丛中盛产竹木，所产杉木，质地坚硬，是上等建筑和家具用材，休宁、祁门、歙县都是杉木的主要产区；竹子满山遍野皆是；茶可称一绝，尤其是祁门茶和松萝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财富，瓷都景德镇的制陶原料白土，就产于徽州；手工业更具特色，文房四宝闻名全国。

　　异常丰富的土特产品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人们被迫将经商做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民谚，恐怕就是这种经商习惯的真实写照。

　　大山挡住了徽州人经商的道路，但这里的水陆可称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

　　经营行业总是和社会需求相适应。徽商作为全国闻名的大商帮，主动适应社会需求，开展多种经营。在明朝成化以前，徽商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和稻谷为主；成化以后，经商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涉足的行业多种多样。从商业资本流向和从业人数看，盐、典当、茶叶、木器业为最著，其次是米、棉等，也有徽商从业于珠宝、古玩和人参等行业。徽商商德有八字真经：“货真”、“价实”、“量足”、“守信”。在这种经营理念的主导下，自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徽商保持了三四百年的鼎盛辉煌时期，并创下了“无徽不成镇”的美誉，足见徽商在当时所占的地位。

　　花开花落，草荣草枯。有着封建商帮局限性的徽商，当然也难逃这事物发展的法则。在晚清，在民初，徽商逐渐走向衰落。一位对徽商颇有研究的人士指出，徽商的衰败，先是衰败在清政府剥夺盐商的垄断特权、太平军重创商业活动和洋货的大量蚕食上，但问题的最终“还出在徽商自己的文化上。”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产生过诸多大名鼎鼎徽商的西递村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副对联：“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官”与“商”的游离之间，徽商的科举入仕情结清晰可见。而且，功成名就的徽商有了钱财后，就回乡大兴土木，建豪宅、立牌坊，大肆挥霍。

　　到了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在旅游上“大打出手”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歙县，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做大旅游业。”歙县县委副书记江栋梁告诉记者，“只有把歙县经营成一个文化名县，旅游大县，才能改变目前的落后状况，并进一步发展成一个经济强县。歙县是一个山区县，就农业抓农业已不适应形势要求，必须以旅游业带动歙县经济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直提倡要“靠打出徽文化的招牌来提升歙县旅游业”的江栋梁在每次会议上进行发言时，总忘不了提起歙县名称文物景点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总林超。

　　这是个浙江商人。目前，他所执掌的公司已经成功开发了歙县上丰花果山、渔梁古镇两个生态旅游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