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很多次去过南京和杭州之后，我就一直很想去合肥。这次终于能去。去之前，很多朋友问我，合肥有什么？是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也把这个问题拿来问我在合肥的朋友。别人想了想，告诉我说，合肥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其实我觉得，也许合肥有历史可说。

合肥应该是一个小城市，当然不指望有上海，乃至南京或者杭州那样的规模和大气。因为合肥作为安徽的省会，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而在之前，安徽巡抚衙门向来是在安庆的。虽然合肥是一个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城市了，但是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以一个军事要冲和庐州府治的身份而存在的。既然不需要承担省会的行政职能，合肥当然天生没有那种体量。甚至从如今横向的比较而言，安徽省内可以成为省会的城市很多，比如安庆，也比如经济要比合肥更为发达的马鞍山或者芜湖，所以从这样一个方面而言，合肥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顺。同时，这种历史地位也可能决定了合肥人的性格内涵，有一些自嘲，也会有一些狡猾。

明白了合肥是府治，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合肥人只有走出合肥，走出安徽才能够成功。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合肥人物，其一是包公，其二是李鸿章。而他们的祠堂、墓地或者是故居，也就是我这次要主要拜访的地方。

包公生于合肥，死后也葬于合肥。而他的成名，却是在开封。即使再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包老图倒坐南衙开封府，但要问他们包公是哪里人，一般以上大概回答不出。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人士，我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很景仰地参观了开封当地的包公祠堂。而这次能够身临合肥，去看看养育这位著名法官的土地，也是我的荣幸。

很显然，李鸿章是一个比包公更难评论的人，虽然他比包公更有名。小时候接触到的历史读物，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后来长大一点，再认真读了读历史，发现他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坏，那样不好。李鸿章是操练淮军起家的，虽然淮军打仗并不好。后来他一直作为洋务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办学堂，开工厂，造轮船，建立新式的海军和陆军，甚至是向海外大批的派遣留学生。和平年代中的李鸿章，是自强求富的先锋。但是在战争中，他又常常提出保船制敌那样消极避战的论调。非不愿，不能也。我觉得真实的李鸿章，也许是办了那么多年洋务，和外国人打了许多交道之后，终于明白中外之间的差距究竟在于何处，明白一个重症的病人，急猛的药物大概只能要了他的命，应该需要慢慢调养起来。李鸿章并不想卖国，签条约只不过是朝廷给他的任务而已，他做了在他的能力和当时的体制下，他所能够做的一切，甚至他更进一步的确实想到了要维新和变革，他是最早赞同维新的督抚之一。而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是，他出访美国，在日本换船时，宁可在颠簸海上的两条轮船上搁一块木版，自己颤巍巍的走过上面。在他的内心深处，恐怕他是再不愿意踏上日本的领土了。所以常常觉得，在中国这个地方，永远是批评别人比自己做事情要容易，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但我宁愿要人家批评，也想做自己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安徽是一个比较不幸的地方，他记载于历史的方式，多半是战争，其余则是贫困。秦以前，安徽是吴楚的分界地带，但那时相比中原大国，这里仍然算是蛮夷之地。两汉以后，无论是三国两晋还是南北朝和宋金，宋元的对峙，安徽大抵都是战火纷飞的地方，这里也决定了多少朝代的兴衰命运，好比巢湖的“四面楚歌”，好比宿县的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