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7年（1938年）6月4日，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本侵略军占领淮南煤矿，把淮南煤矿作为侵华战争的一个补给基地，推行“以战养战”、“以人换煤”罪恶政策。淮南矿区设有日本领事署，下设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等军事组织，同时网罗一批汉奸、恶棍组成稽查队、特务班作为帮凶，加上监工、把头对矿工的无情压榨，整个矿区变成了一座法西斯集中营。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大通煤矿四周布满电网，仅“南公司”（大通煤矿公司办公所在地，日本侵略者在此驻军）大兵营不足一平方公里地区内，就修筑有13座碉堡，加上附近日本据点，共有碉堡30余座。日本兵荷枪实弹、豢养狼狗，对工人严密控制，仅一个武装矿警队就有队员154名，配有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步枪152支，警队周围电网3～5层。
　　为了控制工人，日本侵略者强迫每一个工人在劳务系填写内容繁多的登记卡，包括身体特征、皮肤颜色，并强迫工人按下十指指纹和双掌掌印，每人分别有“号条”和劳工证。日军在矿场、工房监管工人，押解工人上下班，井口进行检查，井下时刻监视。为了镇压工人反抗，矿场内外设有监狱、刑场，并建有两座地下水牢，一座水牢设在日伪警备司令部（今大通第一小学）西南角，地面是碉堡，地下是直径7米、深2.2米的水牢，另一座秘密水牢设在大通矿南门内东侧，日军将地面刑房伪装成“办公室”，下面是长3.5米、宽2.5米、深3.2米的水牢。日本侵略者残酷拷打、滥杀无辜的罪行罄竹难书，矿工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祸，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立站笼、灌凉水、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进麻袋沉入淮河等等，手段之残酷，无所不用其极。民国30年冬，日本侵略军以“企图逃跑”、“不是良民”、“破坏矿山”、“通共产党”等罪名将260名中国人（包括阎希洞、谢兴才等矿工）装进麻袋用刺刀捅死、然后抛进淮河。河水为之尽成赤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略军给养匮乏，日军更加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矿工每班仅发给二斤半已霉烂的豆饼和麸面。吃了这种“食物”，嘴里发苦、腹中发烧、头脑发胀。下井后只有喝井下的污水，时间一久，人人拉肚子，形成了民国31年秋冬席卷矿区的大瘟疫。
　　〔“大病房”〕席卷矿区的瘟疫致使大批矿工死亡，日军令矿工用芦席、竹笆在大通矿东门外搭建了4间简易房子，周围拉上铁丝网，把患病的矿工强行集中到这里进行隔离，名曰“大病房”，每天挨着工棚逐一检查，发现有染病迹象的矿工便拖至“大病房”。因染病者众，后又建了一所同样的“大病房”。所谓的“大病房”里无医无药，也无护理，更不许探视或进出，是个名副其实的隔离所，由于病人拥挤，没有床铺，病人全部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土地上，每日仅有两餐米汤供应，米汤倒在一口缸内，病人自己用碗舀来喝，往往上顿没喝完下顿接着往里倒，米汤馊气逼人，缸沿上叮满苍蝇。一些危重病人无法坐立，连馊米汤也喝不上，渴极难忍只得爬到阴沟边喝污水，甚至爬着爬着就含恨死去，其状惨不忍睹！工人说：“名曰‘大病房，就是停尸房；进了大病房，十有九人亡”。一些患病矿工为了不被拖进“大病房”，不敢声张，坚持下井，实在不能坚持就躲到南山沟里，但还是躲不过日本人带着狼狗抓捕，被抓住者，先灌辣椒水，然后拖进“大病房”。
　　自“大病房”设立时起，每天都有大批病人被拖进来，同时还有大批尸体被拖出去，有时多达70具。
　　〔“侉子林”〕淮南煤矿工人多来自河南、山东等地，当地居民俗称北方人为“侉子”。民国31年秋冬的大瘟疫，致使大量矿工死亡。幸存的老矿工袁孝云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我亲眼看到从河南来的11个工人同住一间阴暗狭小的工棚，由于吃了霉麸面馒头，第二天全部死去”；老矿工胡继云说：“1942年寒冷的冬天，我亲眼看到一个工棚里的7名矿工，一夜之间全部死去了”！疫病爆发之际，不仅“大病房”里，连工棚里、厕所里、道路旁，到处都是死人。日本侵略军指使总监工王长明强迫工人组织拉尸队。当年拉尸队成员、幸存老矿工胡继虎回忆：当时“劳务系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准备两人多高（3米多）的芦席供裹尸用，后来死人太多，连芦席也不给了，就用筐抬、用绳索系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