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胡昌运，字颂阁，生于1890年，含山县环峰镇人。父亲幼年聪明好学，在四兄弟中脱颖而出。长成后负笈远游，就读于高等学府两江测绘学堂，主修土木工程，毕业后即被录用为技术人员。因工作成绩显著，父亲不断破格提升，先后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工程师、导淮委员会工程师共11年之久。1937年抗战前夕，在南京市工务局任工程师（主要负责下水道工程）。此外，父亲还参加修建歙（安徽歙县）昱（浙江临安昱岭关）公路，这是当时皖浙两省陆路交通的重要线路。1935年，在技术界与留美归来的江都叶某等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汽车研究所，负责制图工作。

      父亲热爱祖国，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他矢志技术救国，一生供职在外，在家乡时间很少，但对家乡十分关心。1920年代，父亲因工作调动，在家休息时间较长，见含山有史以来从未绘制过一张县地图，便找了两名工人助手，肩负测绘仪器，走遍了含山的山山水水、四乡八镇，进行测绘工作。经过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准确地绘制了一张完整的含山县地图，对全县的地形地貌、山脉河流、城镇交通等，无一不作出精确的反映。测绘这张地图纯属尽义务，父亲出资50元大洋（父亲乃一介书生，囊中羞涩）,他的侄女婿王少华赞助颇多。因是义务测绘，所到乡镇，士绅亲友皆热情接待，吃住均不收钱。地图第一版在镇江印了1000张，印刷商听说是义务制图，亦只收了纸张钱。

      父亲诗礼传家，除精通工程技术外，诗词、国画、书法皆很擅长。尤其在书法方面造诣颇深，真、草、隶、篆俱精，是含山著名的书法家。他每次回家，都有许多人登门求字。父亲为人谦和，有求必应。他写字时集中精神，一丝不苟。家中碑帖盈架，他最喜爱的是怀素的狂草、张骞碑、王羲之字帖。他常说，“临帖不如读帖，先读后临，才能了解它的精神所在，心领神会，要字如其人，要行气，一气呵成，要笔到意到”。他与当代大书法家林散之的老师庆深庵先生是挚友。每次回含山，深庵先生必从郊外赶来，与他谈论文章、书法，彻夜不眠。因为他书法闻名，抗战前在南京工务局工作时，为南京城市建设留下许多墨宝。当时马超俊任南京市市长，凡是马超俊市长署名的桥梁、道路、建筑物，均为父亲代笔。尤为值得纪念的是，父亲于抗战前为南京雨花门题写的“雨花门”3个大字，直到解放后还依然矗立在南京城南。

      父亲为人随和，性格豪爽耿直，扶弱济贫，礼贤下士，从不媚上欺下。遇有不平之事，他必出面交涉。他常说做人必须“唯实”，不能“唯上”，不能有私心，无私才能无畏。加上他的道德文章和远近闻名的书法艺术，因而深受人们尊敬，连新县长上任亦持名帖登门拜访。由此可知，父亲确为含山难得的文化名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猖狂南侵，南京失守，父亲返回家乡。1938年春，携全家人西行逃难，千辛万苦到达武汉，先为我两位哥哥找了工作。8月，父亲应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先生的邀请（张是巢县人），带领母亲和我们3个幼年子女来到长沙。父亲被安排在湖南省工程处工作。为了保卫武汉，他将我们留在长沙郊区，便只身至咸宁丁泗桥一带修建国防工事。不久，日寇进攻武汉，10月下旬武汉失守。敌机狂轰滥炸，父亲在工地上被炸伤。当时交通工具奇缺，遂乘木船由水路返回长沙。行至嘉鱼县时，因缺医少药，伤口感染形成破伤风而牺牲，终年48岁。遗骨暂厝于嘉鱼县韩家矶东首山麓。家属后被认定为抗战遗族，给予抚恤。

      父亲英年早逝，为国捐躯，一生以技术救国，其道德文章堪为后人表率，书法艺术在含山实为首屈一指，特别是义务测绘、印制含山地图，更是为家乡人民所做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