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霖，字默青（曾用名贤璋、椿霖、茂青，笔名有墨卿、墨成、墨成子、含山龙榆舍人等），1881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生于含山县褒山乡上垄村，祖籍徽州。其祖父胡遵礼，太平天国革命时，因避清兵屠杀，辗转来到含山县上垄村落户。父亲胡祥麟，毕生务农。

      春霖先生幼年时，家境贫寒，备受地主豪强欺凌，乃发愤苦读，年17以案首入学为诸生，后又获优拔，曾在本县鲍探花家教家馆。鉴于世变，他游学上海师范学堂、安徽存古学堂，继入北京大学，攻哲学、法律，获学士学位。

 一

      先生早年在上海加入蔡元培、陶成章等创建的光复会，后又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致力民主革命，曾任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编纂、京兆律师、《中华报》编辑。1912年，民国初建，经济窘困，列强环伺。先生为振兴中华、巩固民国，撰有《中华国本之研究》，针对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就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改革意见，发表于《中华报》。他认为国民是国家组成的元素，国民知识决定国民素质，决定国家强弱。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唯一办法，“要提倡国民进取之精神，鼓舞增进国民自治之实力”，于是他提出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义务教育的意见，写有《论国家当厉行强迫教育，改良学制，以发挥国教之精神》。他认为，兵是国家精神所在。为什么国家兵虽多，却不能御外反而在国内形成兵祸？主要原因是兵制不善，改革兵制是第一要务，因而提出了改革兵制、实行选兵制度的意见，使兵来自人民，与国家结成一体。他认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必须兴修水利，防止旱涝，发展农业生产，才能增强国力，因而提出兴修水利、振兴农业的意见，写有《论水利当与路矿政策同时进行》。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先生悲愤过度，于送殡途中，吐血不止，幸赖友人姚雨平等悉心救治、护理，卧病多日，始得康复。

 二

      康复后，先生应安徽农业学校之聘，负责整顿，甫及一年，成绩卓著。第二年，他又被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兼学监主任。任职期间，他注重学生品德教育和体格锻炼，使校风为之一变。继任私立北京中国大学国文系主任、私立北京民国大学教务主任。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斋务主任兼讲师，负责学生管理工作，时与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友善。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出具有道德情操、渊博实用学问和有强健体格，能服务国家、社会的人才。学校教育首先要使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和责任，提高学生读书研究学问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因此，他在北大积极提倡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及体育运动、国术锻炼等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活动，取代过去学生不正当的消遣。他十分注意学生民主管理，组织书斋学生会，号召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培养自治能力。他十分重视平民教育，积极组织发动和支持学生办校役夜班（即工人夜校），支持学生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走向社会，服务社会。1918年，北京国立高等学校发起组织学术讲演会，春霖先生积极参加，在西什库街学术讲演会中，担任主讲，在讲学中结识了李任潮、张敬斋、任观其、张孟辛、刘竹波、尹昌蘅诸先生。1919年，协约国战争胜利，北京大学于11月28日至30日放假3天，并在中央公园举行连续3天的讲演大会，春霖先生也参加了讲演，题目是“自觉与自信”。他号召群众提高觉悟，不忘国耻，不要指望帝国主义发善心，要靠国民自己的力量收回失地。

      1919年的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狰狞面目和北京军阀政府懦弱无能，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先生关心并大力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学生被捕后，先生积极进行营救，并代表蔡元培校长到警署看守所看望被捕学生，使学生生活条件得以改善。5月7日，被捕学生释放，9日，蔡元培被迫辞职出走，先生与其他爱国师生进行挽蔡斗争。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学生运动，先后于6月3日、4日逮捕学生上千人，关在北大法科。学生无卧具食物，春霖先生当即会同李辛白、黄世晖等北大职员捐款票洋112元，除将100元交被捕学生团外，用12元购买面包，由校役送入礼堂，给被捕学生充饥。由于北京革命教职员、学生的斗争和全国各地各界的支援，6月7日，学生被释放回校。军阀政府不得不于10日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免职，驻巴黎的中国专使也被迫答应不签署巴黎和约，从而取得了五四运动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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