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诗人臧克家，抗战初期曾以战地记者身份到华东敌后采访过，后来他于1941年3月，在重庆歌乐山冯玉祥将军家里，向冯玉祥和在座的著名作家老舍谈他采访时的观感说：“安徽省有两位热情抗战的县长，一位是巢县县长马忍言，一位是和县县长赵永智。他们与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每月每人只有5元钱的生活费。中国所有的县长都像他们那样，抗战胜利就有希望了。”殊不知臧克家在重庆说这番话时，和县的县长赵永智，壮志未筹，已于1938年春末夏初，被其下属中一伙反动分子阴谋杀害了。

      赵永智，和县白渡乡陈桥洲人，是南乡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任县长被杀的缘由，可从前两任县长刘广沛、王殿之说起。1934年，刘广沛一到和县任县长，就大刀阔斧地先裁厘书、二裁柜书、三裁“老卫队”，开展新生活运动，惩治十大劣绅，禁烟（鸦片）禁赌，深得和县各界称许，政绩赫然一时。但后来因在全县搞土地丈量运动，核实田亩，按核定的新市制田亩课税（交纳农业税），引起农民反土地丈量的暴动。一次，农民聚结万众，由大西门进城，刘广沛邀来国民党八十六师一营人武装镇压，闹得土地丈量毫无结果。

      1936年秋，王殿之接任刘广沛县长之后，继续强行丈量工作，不做说服教育工作，动辄武力镇压。一次，县常备队又被派往姥桥、白桥一带镇压反抗示威的农民，本拟鸣枪示警，藉以威慑群众，不料竟误中一农民，当场致死。为此，南乡士绅纷纷出面，提出丈量土地不该派兵打死农民，要求县政府追查凶手惩办！矛盾激化之后，事关重大，谁肯承认是凶手？所以，县政府无法结案。

      后来，血气方刚的赵永智领首上告到省府，问题也没能圆满解决。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赵诉王殿之派兵镇压，枪杀农民，草菅人命；王则坚持是鸣枪示警造成误伤人命。结果，法院责令王殿之查出当事人给予判刑3年。不管结案如何，王殿之在法庭上算是败诉的一方。抓谁来服刑结案呢？

      正巧柏承君（后来的第五行政区第十游击纵队司令）因在东北打死人，逃案到和县，找到王敬涛（驻乌江的县常备队队长）、王敬荣（驻西埠的县常备队队副）弟兄俩。他们与王殿之都是东北同乡，王氏兄弟俱是前任县长刘广沛（东北人）留下来的。所以他俩出面请求王殿之，为柏承君谋求寄身之所，并撺掇柏承担误伤农民一案的罪责，为王殿之了却一段公案；同时劝说王殿之：柏承君千里迢迢来到和县，携妻牵子，5口之家已走投无路，姑念与他有同乡之谊，何不用李代桃僵的办法让柏去冒名顶替坐班，换取他家小生计？就这样，一桩惊动最高法院的公案，竟在王氏弟兄幕后策划下，达成了偷天换日的交易。柏承君下狱不到半年就出来了，不久又摇身一变，跻身县常备队，杀人犯成了常备军人。

      抗日战争爆发，和县地处国民党首都南京边缘，形势吃紧，县常备队军训教官张子刚和他的部下罗永安（县常备队分队长）都是湖南人（原属省保安队放到和县来的），他们与东北籍的王敬涛、王敬荣、柏承君沆瀣一气，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借抓汉奸之名，行盗匪之实，大发国难财。上海、南京一带商贾富户以及名门游学子弟，纷纷逃难，以致铁路、水上航运交通拥挤。和县尚未沦陷，是逃难的必经之地。常备队的这些老爷就以搜查汉奸为名，每遇到难民或者逃亡学生携带巨款和银元、金器等，一概扣留，即使有确凿的身份证明，他们也不买帐，将人关押起来，钱财没收，证件毁销。不几天，又把被关押的人拖到体育场，加上汉奸罪名，执行枪决。他们就这样的谋财害命，杀人灭口！因被害人来路不明，死者家属无人通信，无人收尸，常备队执行之后，就指派地痞于荒郊之外，打坑掩埋。据我目睹和亲闻像这样无辜杀害的有三四十人之多。那些被处决的人并非汉奸，不仅我当时有此看法，大多数善良的人也都这样认为。因为虽是枪决汉奸，一无布告公布汉奸罪恶事实，二无被杀者斩条姓名，这样，所谓的汉奸死后尸首毁坏，就可以查无对证了。这些常备队胆子越干越大，推涛作浪，肆无忌惮。

      抓汉奸的风一刮，整个和县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二区区长钱正东把乌江商会会长王祖江也当作汉奸抓来了敲竹杠，以后在大西门外五显庙（现供电所处）把他杀害了！四区区长许克久（五河县人）派区后备队队长李方将赵永智作为汉奸抓进城坐牢。同期卜集基督教牧师周胜也被卜集后备队队长祝承武（又名祝观明）以汉奸罪抓到和城坐牢。周是因为在公开场合揭了祝的隐私而遭受诬陷的。赵、周两人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