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道铭（1908—1954年），字新甫，和县历阳镇人。幼时家境贫寒。其父钟瑞初时给一家杂货店当伙计，后来，他将当伙计时省吃俭用的钱积攒起来，与他人合伙开了个杂货店，赚了一些钱，在和城望江街盖了3间2厦瓦房，因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临终前，他将妻子叫到床前，留下遗言：“我因一字不识，一生吃了很多苦头。我只有道铭1个儿子，我走后，你就是讨饭，也要供他读书。”此时钟道铭6岁。他的母亲遵嘱抽出股金，在乡下买了几亩田地，靠地租收点口粮，再给人家打点零工，换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为供儿子读书，母亲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童年的钟道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做个有用之人。

      钟道铭少年聪颖好学，7岁入和县清真小学读书，每晚在香油灯下坚持读书两个多小时，有时香油用完了，就去野外捉些萤火虫放在玻璃瓶中，凭借微弱之光看书学习。由于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他年年获奖，倍受老师钟爱。

      1920年，他以全优成绩考入和县初级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附设中学高中部，整个中学阶段的学习费用，全凭优等生奖学金维持。1926年秋，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我国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1930年大学毕业，获历史、地理学双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钟道铭曾一度回家住闲，后去中央大学任教。1934年初，他获悉“庚子赔款”留学生项目招考，即赴南京应试，一举录取，位居榜首，当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继续攻读历史、地理专业课程。在伦敦学习期间，他很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种种暴行，激起满腔民族义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给他上了一堂“落后挨打”的课外课，他决心奋发读书，走科学救国之路。1937年，在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中，他以洋洋万言的书面文字和流畅的英式口语，论证了自己的新观点，受到伦敦大学的高度评价。英国的一些著名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纷纷出高薪挽留他在英国工作，但他想到水深火热的祖国需要自己的儿女报效时，断然拒绝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钟道铭怀着一颗爱国之心，毅然从英国返回，经苏联通道，几经辗转，回到祖国。回国后，即受聘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南京沦陷后，随同内撤大军，进入重庆。1942年，转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并任史地系教授，与著名史学家吴晗同校齐名，是该校当时著名的12位教授之一。任职期间，主授美国史、印度通史、西洋近古史、地理通论（侧重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欧洲地志、政治地理、普通地理学、欧洲地理等主要课程。

      钟道铭一边教学，一边进行学术研究，成果卓著。其主要著作有：《美国早期拓展史》、《美国建国史》、《英伦四岛史》、《不列颠四子国》、《印度殖民史》、《欧洲中古史》、《魏晋南北朝史》等，并主持绘制中学史地教学用图和主编部分中学史地教材。他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呕心沥血，刻苦钻研，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

      缘于抗战，交通不便，更因为一心忙于教学、研究，钟道铭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只是给家里写写信、寄些生活费。他尤为惦记的是母亲，每封信中，他总是要母亲保重身体。1943年，母亲因病去世，钟道铭都未能见上一面，为此他深感愧疚。

      抗战胜利后，钟道铭在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前身）任研究员期间，曾多次应邀作学术报告和学术讲座，他以其渊博的知识，深入浅出的讲解方式，获得学术界的一致好评。1947年后，钟道铭分别在中山大学、南昌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安徽大学等国内名校担任教授。他独创的西洋教学法，开辟了教学机关报模式。他倡导的中西史学研究一体化、教学科研无国界、惟科学至上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一时在众多校园传为佳话。

      1953年秋，久慕钟道铭教授大名的安徽大学，通过国家教育部，将他从河南大学借调到安徽大学任教。1953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晚10时因病去世，终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