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谱》成书于宋嘉祐三年（1051年），陈翥撰写于南陵县乌霞洞内。陈翥字子翔，号虚斋，因潜心研究桐竹栽培，又自称桐竹老君。《桐谱》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泡桐生长过程规律和实用价值的著作，具有很高的植物生理学和植物栽培学的科学价值。全书分叙源、类属、种植、所宜、采斫、器用、杂说、记志、诗赋十章，近8千字。内容涉及泡桐的种类、分布、生物学特征、育苗造林方法、材质利用、医药价值等方面。陈翥对桐树进行了新的合理分类，我国桐树种类很多，分布甚广，《齐民要术》已把开花而不结果的白桐与“子可食”的梧桐相区别，《桐谱》则进一步以叶形、花色、果实和材质为分类根据，把泡桐分为白花桐和紫花桐两种。陈翥还根据实际调查资料，修改了古代文献关于泡桐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的记载，指出泡桐在四川长得很好，而且“江南之地尤多”。在泡桐生物学特征方面，指出泡桐喜光、喜暖、喜肥沃疏松之地，不耐庇荫，尤怕积水的特性。在育苗造林方法上，介绍了天然下种、播种育苗、压条育苗、分根育苗、分蘖造林和分根造林。在抚育管理方面，记载了修枝技术、施锄技术、保苗技术、林间保理等。对泡桐的材质特征和经济用途也有详尽论述。实践证明，《桐谱》这些论述，是符合科学理论和现代造林实践的，在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上有重要位置，对国外泡桐研究也有重要影响。美国《经济植物》杂志（1961年1期）曾详尽介绍了《桐谱》。
　　《桐谱》也是重要分类学著作，它的产生标明我国生物分类学理论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宋代是我国生物分类学理论高度发展时期，在《桐谱》前后，出现了大量生物分类学著作，如蔡襄《荔枝谱》；刘蒙《菊谱》；史正志和范成大《菊谱》；欧阳修《牡丹谱》；刘攽《芍药谱》；陈仁玉《菌谱》、；韩彦直《橘录》；傅肱攽和王灼《糖霜谱》等，《桐谱》在这些生物分类学著作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它更具有实用经济性，是直接以实用经济植物为研究对象的。
　　《桐谱》和其他生物分类学著作的出现及所展现的精密分析的理性思维，也是对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综合性或笼统性的定性思维模式，缺乏定量分析的思维机制这种较普遍观点的有力诘难。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识。中国古代早就在观察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独特的辨物即分类的定量分析方法。古人极善于和精于辨物和辨类，分类形态学起源很早，内容很丰富。《山海经》中就有大量地对山、水、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物的分类，其中药物分类就有132种。《尔雅》明确地在植物中区分出草本植物百多种和木本植物几十种，在动物中分类出无脊椎动物，还有鸟、兽、鱼、蝉、蚁、蜂、蚕、贝、甲虫、蛇、蛙等更细致的分类。已经具有现代生物分类学的属、科、门、纲等概念。《尚书·禹贡》把华夏九州的土壤分成白壤、黑坟、涂泥、青黎等十多类，并作出肥力评价。《管子·地员》则更详尽把土壤分成粟土、沃土、位土、蘟土、壤土等18种，并详细描述其形态和性能。而陈翥的《桐谱》和同时代的其他分类学著作，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源远流长甚为丰富的辨物辨类理论，把分类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高度。它们有力地证明，中国人长于定性思维，也精于定量分析。所谓中国人思维机制是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所必需具有的精确性分析性思维方式无缘论是错误的。
　　陈翥还亲自撰写了《桐谱序》，又作《西山桐诗》十二首、《桐赋》一篇。陈翥详细地申抒了自己栽培和研究泡桐的原因、过程和目的意图。许多人对他潜心于泡桐的栽培和研究是不理解的，“始吾植桐与竹于西山南（南陵西山），是诮乎天伦间，以谓拙难于生计，不如桑拓果实之木有所利”。认为此举难以获得生计，缺少经济效益，种植梧桐不如种植桑木果树来得实惠，这种见识透露了梧桐在其时尚未普遍种植，其经济效益还没有很好显现。宋著名字者程大昌也曾指出这点：“桐子之油可为油者，一名荏桐，予在浙东，漆工称尝用荏油，予问：‘荏油何种’，工不能晓知，取油视之，乃语桐油也”，（见《绫演繁露》卷五）陈翥不以为然，“吾决而遂其志，乃自号‘桐竹君’，以固而拒之，又作《西山桐诗》十二首，复掇其诗之余，次而为赋，所以伸植植之心也《桐谱》的历史价值是无可争议的。”
《桐谱》最早著录于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后《宋史·艺文志（农书类）》、?《安徽通志》、《池州府志》、《铜陵县志》等均有著录；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方以智《通雅》、王象晋《群芳谱》等中国古代科技著作引用过，清代吴濬《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收录全文。此书有《说郛》、《唐宋丛书》、《适园丛书》、《丛书集成》等版本。可惜《四库全书》未收载。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潘法连的《桐谱校注》和《桐谱选译》。陈翥的其他著作凡26种180多卷，多毁战火动乱，没有流传。南陵县《五松陈氏宗谱》中有陈翥的木刻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