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者，方位也。陵者，或土丘或陵墓也。
　　“南陵”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孝景本纪》：“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内史、杸祤为县。”南陵，古称霸陵，位于长安以南，是窦太后的陵寝所在地，故孝景皇帝在即位后翌年（公元前155年），设南陵县，为纪念自己的母亲。
　　“南陵”的另一种解释是“位于江南陵阜之间，故名南陵”。而这个南陵正是现在的安徽省南陵县。
　　是不是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笔者通过一番考证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后者是前者的侨县，沿袭前者之名；一种是两者无必然联系，只是地名的雷同，巧合罢了。
　　关于侨县，大都产生于晋朝，那时北民纷纷南移，在古宣州地域，就有多处侨县，如繁昌县，它原本是河南襄城，《宋书·州郡一》记载：“晋乱，省襄城郡，以此县属淮南，割于湖（芜湖）为境”；又如当涂县，晋末侨县，旧县在涂山，后迁江南割于湖地，原涂山即今怀远，意为怀念远方的亲人。翻开《二十四史·地理志》，却没有关于南陵侨县的记载，虽然有人在考证侨县时，提到南陵，但仍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前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暂可以否定。
　　后者建县的记载见于《隋书·地理下》：“南陵，梁置，并置南陵郡，陈置北江洲。平陈，川郡并废，并所管石城、临城、定陵、古冶、南陵五县入焉。”
　　在南陵故地上，西汉置宣城县，治在今弋江镇，属丹阳郡；东汉废入宛陵、春谷二县。南朝梁普通六年（525年）置南陵县，以处江南陵阜之间为名，治在今东至县大渡口镇（安庆对江）；隋开皇十九年（599年）移治秋浦（今贵池）；唐武德初移治赭圻城（今繁昌县芦南乡，相传该城是东晋桓温所建，遗址在冲内老屋基）；唐长安四年（704年）移治青阳城（今城关镇，非青阳县城蓉城镇），距今一千三百年矣。
　　关于古南陵的疆域，通过史书记载，不难看出古南陵疆域之大，不仅包括今南陵县，还包括整个铜陵、繁昌县、青阳县、贵池等市县。铜陵古为铜官冶，陵阳、春谷等县地，隋唐时为南陵县地，置铜官镇，铜官山又名南陵利国山，为江南产铜地。从李白的诗篇中就有关于南陵的记载，而那时并未有铜陵县，他与南陵县赞府常建同游五松山。《海录碎事》言：“五松山，在宣城南陵”。唐末析南陵置义安县，后改为铜陵县，因产铜而原属南陵，故名铜陵。繁昌县，西汉置春谷县，西晋改属宣城郡，东晋侨置繁昌县，改春谷为阳谷，南朝置南陵县，五代开元年间，分南陵五乡复置繁昌县，以古侨县名，至今民间仍有“南陵县、繁昌县，县匡县”之说。青阳县，西汉置陵阳县，治今陵阳镇，三国时吴置临城县，隋为南陵县地，唐天宝元年（742年），析南陵、泾县、秋浦三县地为青阳县，以青山之阳为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安徽省》）。而贵池隋为宣城郡秋浦县，《旧唐书·地理三》载：“武德四年，置池州，领秋浦、南陵二县，贞观元年，废池州，以秋浦属宣州。”直到永泰元年，复置池州。
　　按《寰宇记》所载，“南陵县自齐梁三代为梅根冶，以烹铜铁”。北周文学家庾信在《枯树赋》中所言：“北陆以杨叶为关，南陵以梅根作冶。”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在《夜泊宣城界》一诗中言：“西塞沿江岛，南陵问驿楼。火识梅根冶，烟迷杨叶洲。”梅根冶（今池铜两市交界处的梅龙镇）是魏晋至隋唐时期江南的铜矿采冶和铸造中心，尤以铸造钱币闻名。在李白的诗篇中，就有“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秋浦歌》）的冶铜繁忙的场景。其实南陵的采铜史可以上溯到西周，主要集中在大工山一带，即今南陵、铜陵两县的交界处，仍留存众多古矿冶遗址，而南陵金牛洞采矿遗址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继湖北铜录山古铜矿遗址后第二个正式开放的古铜矿遗址。南陵大规模采铜一直持续到唐末宋初，那时正置铜陵。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当涂、南陵利国山（铜陵铜官山）、池州秋浦青阳有铜。”可见唐代铜官山已开始采铜，随着大工山铜矿的殆尽，并西移采铜，这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铜陵的建制。所以说南陵才是中国的古铜都。
　　随着李白的研究，学术界又出现了“南陵”之争。李白于唐天宝十二载（754年），应其族弟，时任宣州长吏李昭发之邀，水陆兼程来到他所向往的“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的宣城（《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官场受挫的李白，一时陶醉在江南的名山秀水中，他以宣城为中心，遍游了南陵、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