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庐剧，旧称倒七戏。如今已入选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考，它发源于200多年前的皖西大别山区。因生存地域之原因，它曾受到过楚文化及大别山区民俗风情、皖西民间艺术的影响，并曾以其高亢、质朴和富有较强的表现力等优点而独树一帜。此后又沿淮河东去更深深地影响着皖中、皖东地区，从而逐渐成为西、中、东三路庐剧之一支重要派系。

  旧时代的西路庐剧，由于受到了封建阶级的鄙视和封杀，故在解放前那漫长的岁月里发展十分滞缓。只是到了解放后，它才有幸得到了党和地方政府以及广大观众的厚爱和支持，从而很快地发展了起来。短短的几十年，无论剧种的发展，剧团的建设，剧目的创新，音乐的改革，演员的培养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借罗衣》、《休丁香》、《茶山新歌》、《程红梅》、《妈妈》、《合同记》、《点状元》等一大批优秀剧目的相继问世，及武克英、汪宏云、孙自婵、盛泽斌、陈其英、王林、梁春贤等一大批优秀演员，相继在省内外及福建前线、新疆边陲、首都北京等各级舞台上亮相均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特别是八二年，她的精品剧目《妈妈》被文化部选调至党的“十二大”主会场作献礼演出，更是引起了全国戏曲界同仁的瞩目。此时的西路庐剧所到之处均给各地观众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无怪乎当时有人说：“西路庐剧是安徽庐剧的‘半壁江山’”，“只有‘西路’可以救庐剧”。

  遗憾的是，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八十年代后，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西路庐剧与所有的剧种一样落入了演出的低谷。目前，六安地区仅有皖西庐剧团尚在活动外，其余均已名存实亡。这就是说，西路庐剧已到了危险的边缘，西路庐剧出现的许多问题令人忧思。为了正视它、研究它，笔者现将自己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梳理出来，以求教于领导、专家与同行。

  一忧表演人才贫乏，演出技能弱化。以西路庐剧目前还在活动的团体为例，现在台上演出的演员大多是上个世纪末进入剧团的青年，他们也曾在剧团中、老年演员的指导和影响下，有过一定的表演基础与演出积极性，同时也曾经历过多方面的演出试验（特别是小戏、小品、歌舞、曲艺等）。他们的试验不同程度地弥补了演出的空白，使西路庐剧在困境中逐渐地有了些生气。但实质上看，他们毕竟演戏太少，有的至今仍未得到演出大剧目、大角色的机会。台上老演员又走的走，退的退，余下的也大都到了退休的年龄。老人退下去，新人上不来。今后怎么办？培养新生代工作已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从经验上说，培养一个成熟的庐剧表演人才至少要十年时间。若再不培养，几年后老演员都已近“古稀”谁还能教？（特别是国内至今没有一所专门培养庐剧演员的专业学校），岂不自我灭绝吗？再说，戏曲作为舞台综合艺术，首先强调的是演员表演。一部戏，本子再好，导演水平再高，舞台及灯、服、道、效、化各部门投入经费再多，但舞台上演员缺少光彩（扮相不引人，演唱不抓人，技艺不惊人，表演不感人）这台演出还能成功吗？观众对演员没兴趣，这演出，这剧团，这剧种及流派又从何谈起？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西路庐剧的队伍建设，特别是演员队伍建设确应引起重视。过去的武克英、汪宏云、孙自婵、盛泽斌、陈其英、梁春贤、王林等等，他们谁不能唱？谁不能演？谁没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和自己的观众群？然而眼下的大多数演员恐怕是难与昔比的。如何解决？招生？招进来又如何培养？靠什么去激发他们的演戏激情和热爱庐剧的事业心？靠什么去帮助他们占领戏剧市场份额，强化他们增进与观众间的感情？此为我忧思之一。

  二忧西路庐剧艺术主创后继乏人，事业发展艰难。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西路庐剧逐渐成熟，这其中除当时有一批才艺不凡的演员外，与还有一批水平相当，配合默契，事业心很强的编导、作曲、舞美设计等艺术主创人员的奋斗、勇于开拓是分不开的。如《借罗衣》的剧本挖掘、整理者刘正元、徐卓；《休丁香》的剧本改编和作曲者李可；《程红梅》的编、导石生、李可、子牛、杜凤山、胡益林；《妈妈》、《点状元》的编导石生、立奎、嘉枝、甄远东，作曲吴正明，舞美设计彭以慈；《茶山新歌》的编剧王晓岚，作曲李如瑶等等。当时这批艺术主创人员，正逢年富力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艺术实力、文化修养和强烈的事业心，专为西路庐剧搞戏。他们目标一致，志趣相投。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以创作开路，以建设西路庐剧为己任。写大别山人，演大别山事，采大别山民谣，抒大别山情。同时对西路庐剧的传统剧目、唱腔、表演风格、演出样式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这些优秀的艺术主创人员的集体努力，真的很难有西路庐剧昨日那闪光的足迹。然而今天的情况则是另一番风景。皖西地区几乎找不到一位专为庐剧写戏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