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省文化局派我和党军辉同志领队去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我去省文化局取赴京会演的介绍信，见到吉培君同志，她告我省文化局党组决定派我到省庐剧团任第一副团长，下个月的工资到庐剧团领，从北京回来就到庐剧团上班。并告诉我胡士楠同志身体不好，要我多做工作。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吉培君同志当时是干部处长，是文化局领导成员中我最敬重的领导人之一。那时候领导调动你的工作，只能是服从，何况又是吉培君找我谈的，我只好把介绍信交到庐剧团。我虽然在省文化局艺术科工作过几年，对剧团工作和省庐剧团的人员有所了解，但真要去担任领导工作，和这个团的人员一起做好工作，还是感到茫然，因而精神压力很大。我知道要做好工作，必须要弄清楚我将要做的有哪些工作，将要和哪些人共同去做这些工作，这就需要知道这个团的各项工作情况和它的规律性，要熟悉这个团的人。我带着这样的心情去北京参加会演，会演没有结束，接到省文化局黄宁同志电报说省庐剧团要随安徽省地方戏晋京汇报演出团来京演出，要我留在北京做前站工作，真让我喜出望外，这下我可以到任工作了。汇报演出团在京演出时，在座谈会上马少波、赵树理等戏剧家、作家对庐剧艺术和剧目大加赞赏。时任文化部艺术局长的田汉同志专门为汇报演出团举行报告会，会上田汉同志非常动感情地盛赞庐剧音乐和丁玉兰的表演，在京的安徽籍的知名人士张治中、卫立煌为庐剧组织专场演出，邀请中央领导人观看，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庐剧团的全体人员，鼓舞了庐剧团的同志，也坚定了我做好庐剧工作的信心。

  在北京停留一周，因事文化局又调我回来做一件其他的临时工作。5月北京演出结束，庐剧团在济南演出数场后到蚌埠演出。这时因同志们离家时间太长，情绪上有些波动，加之团里的几位主要演员丁玉兰，鲍志远、王本银因故不能参加演出，观众反响较大，文化局要我立即去蚌埠带领剧团完成巡回演出合同。这时反右运动开始，社会上有点乱，演出票房受到影响，平均上座率只有七八成，还有下降的趋势，不得不移到二七剧场，上座率只有五六成了，省庐剧团的演出史上像这样的上座率就得停演了。正在走投无路时，接到刚落成的来安大戏院的邀请函，便移师来安县。适逢端午节，观众的热情更高，有时一天两场还是满座，农村的观众都赶来买票。剧团的全体人员到农村帮助农民割麦，剧团爱好篮球的女同志组成球队和县代表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来安的观众不仅喜欢上庐剧，也喜观上这个可爱的团体。结束来安大戏院演出又到滁县琊剧场演出六场，轰动滁州城。让来自原滁县地委文工团的王鹏飞、陆玉琳等同志着实的风光了一把。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庐剧，了解了庐剧团的同志。

  可能是长期机关生活的习惯，一下不能适应剧团工作的作息时间。一个多月的演出我感到异常疲劳，先是厌食失眠，继而连日低烧不退，经医生检查我患了浸润型肺结核病，于1957年8月2日住进了疗养院。由于治疗及时和剧团同志们的热心照顾，年底病情稳定。1958年1月，全国大跃进形势已经形成，我再也不能安心的住医院了，医生批准我出院，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坚持吃药治疗。我又可以看演员训练和排练并可随团外出演出。

  1958年5月庐剧团自己编辑的《庐剧音乐》一书资料已经在胡士楠同志主持下，由王柏龄、周儒松、任昌发、邵鹤群汇集成卷。于是我和王本银同志参加进入编辑阶段，我负责全书的结构安排，术语名称订正，王本银担任顾问，王柏龄、周儒松负责唱腔曲谱订正，任昌发负责打击乐谱订正，邵鹤群负责文字撰写，经过几次讨论修改形成稿本，接着陈国良联系出版印刷，时间不长《庐剧音乐》问世。我惊佩省庐剧团同志的工作效率，也让我第一次知道庐剧音乐是这样丰富优美。后来有的同志说我主持编写了《庐剧音乐》，实际上是参加编写的同志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给我上了庐剧音乐的启蒙课，从此激发了我对庐剧的兴趣。这一年各剧种兴起创作演出现代戏的热潮，约在5月份金芝同志的《牛郎织女笑开颜》剧本在构思中，省文化局领导就在会上宣布了我们将要排演这个戏的计划，结果只用不到一周时间连剧本创作到演员排练，舞美设计都完成了。成为当时上演的主要剧目。团里艺委会研究认为庐剧适合演现代戏，且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于是决定我随部分演员乐队员赴上海向上海沪剧团学现代戏《鸡毛飞上天》，丁是娥先生亲自教授。在合肥移植上演后，观众非常欢迎。这时省文化局要求各团排演新剧目，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我带一个创作组到肥东县青阳山（全省较大的大炼钢铁基地），深入生话，搜集素材，准备创作一部群众大炼钢铁的戏。约在10月份省文化局长钱丹辉打来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准备写一个观代戏，他说庐剧有那么多传统剧目，不一定都来搞现代戏。当时就向我推荐了《双锁柜》，并要我认真地读一读《庐剧传统剧目汇编》。接着副局长余耘又向我推荐了传统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