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山脉层层叠叠的皱褶中，歙砚、徽墨与宣纸零星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文房四宝”中的这三宝极大依赖着当地的自然条件———歙州砚坑、黄山古松与青檀树，古徽州的兴盛，使文人趣味与地理环境结合，再加上徽商追捧，文房四宝的制作“不计成本、不厌其精”。而在今日，歙砚由实用转为把玩，身价渐增；工序繁杂、制作极其漫长的徽墨、宣纸，正在艺术与小本生意之间微弱地徘徊……

　　深山求歙砚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汽车从安徽歙县出发，沿黄山山脉间的河谷一路盘旋。37岁的歙县砚雕家柯崇念叨着当地的俗语，带着记者颠簸在寻找歙砚石坑的路上。两旁茂林青翠，溪水浅吟，越往深处走，山势渐高且陡。车只能开到距歙县县城20多公里的双河口村村头，其余路程我们沿布射河步行进山，两个多小时后到达半山腰一个叫“大谷运”的龙潭砚坑。

　　歙砚如今已成为黄山“特产”，无论是屯溪老街、歙县老县城，还是从屯溪到歙县的公路边，店面和手工作坊不下数百家。各式歙砚小到不足一掌，大至直径逾尺，多为灰黑色，每块石料因纹理不同而被雕刻者赋予了不同图案。歙州产砚历史在当地有史书可查，从唐代末年始，歙砚就成为上献帝王的贡品，石质坚润发墨，有“孩儿面，美人肤”之说。然而与广东肇庆端砚的长盛不衰不同，歙砚生产曾长期中断。元明两代约500年内，没有开掘歙砚石；清代只有开采歙砚的零星记载，民国初年，歙砚生产濒临绝境。上世纪60年代，政府一心想恢复歙砚生产时，寻找砚坑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历史上记载砚的文献甚多，但多属直觉性记述，归于文玩杂项，并没有关于砚坑的科学记载。

　　根据程明铭的研究，歙砚石岩层形成于8亿年前的晋宁期。对于没有地质知识的柯崇来说，他习惯把石头的一角敲碎，用水浇一下。“砚石见水是青色的，纹路细腻而漂亮。”他说，好的砚石能“呵气成雨”。

　　上等的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敲击起来有金石之声。康熙帝称，即使“多年宿墨”，也能“一澈而莹”

　　古时开采砚石非常危险，砚坑人都隐藏在深涧中，洞内十分狭小，用猪油灯盏照明，曲折潮湿。石塌人亡的悲剧经常发生，“采石而出者，下身沾黄泥，上身受烟煤，无不斑驳如鬼”。

　　有意思的是，龙潭砚坑在双河口村村民柯德和家的山头上，早年间农民包产到户时，山上的山民们就各自分山头。山民们当时并不清楚歙砚带来的利益，柯德和父亲收了200块钱，就与前来承包开矿的厂长签了10年合同，厂子开足马力生产，“人家赚了何止百万”。龙潭砚坑如今成了柯德和家的私产，开采了20年的坑口有30多米深，山坡上堆满了以前剩下的碎料。柯崇随手拿起一块砚石，看着石上的金晕和纹理，用软石子勾勒几笔，就成了一只站立的鹦鹉，“身价马上不一样”。柯德和自己并不懂雕刻，每天到坑口上拣些碎石料加工成简单的坯子，一二十元一块卖给买主。

　　制砚名师与匠人

　　胡震龙和儿子胡迪、胡笳，女婿王祖伟等都专事砚雕，在某种程度上，曾经以集体经济形式兴盛过的砚雕厂，如今在歙县又回到了类似古时的个体作坊。胡笳1979年进歙县工艺厂雕砚，发现市场经济开放后，四处搞销售的业务员最早干起了私活。“业务员脑子活，他们把客户要求定型砚台的订单给厂里做，定型砚台制作很简单，效益差些。那些要求随行加工的高级砚台，业务员找技术好的人自己在家做。”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歙县工艺厂只剩下设计能力差的女工人，专做简单的定型砚台，有能力的工人各自出去揽活，收入远远高于工资。

　　砚台雕刻有制砚者鲜明的个性体现，一旦私人作坊兴盛，砚雕师的思维反而不受束缚，技法发展极快。而私人作坊的日渐兴盛，对集体的老厂子打击更猛。胡笳说，“现在工厂的砚雕水平，有些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1999年歙县工艺厂因为不景气被私人买断了改制，“那时候剩下的上好老坑石料，一共才卖3万元。有个工人将石头买了，现在好的老坑石料—块就上万元，他只用在家坐着数钱了”。

　　如今走在歙县，制砚的私人作坊极为兴盛，最为简单的甚至可以一人成店。对于众多游客来说，歙砚更是把玩的精致石头，已不太在意古代文人追求的发墨效果。在斗山街做砚雕的孙鸿宾说，如今的砚雕在材质，技艺上肯定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越来越缺乏古代的文人制砚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