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珠之地和蚌埠由来位于淮河之滨的新兴城市——蚌埠，如果从1913年首建安徽“督军府”算起，至今不过70年的光景，但是在这块土地上却有着人类活动的悠久历史……在蚌埠南郊的“钓鱼台”和西郊的“梅骨堆”古遗址发现的石镰、石斧、鬲足、陶片、鹿角化石、蚌壳、陶纺轮、陶碗等，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有力地证明，蚌埠地区的人类在数千年前，已经过着农耕渔猎的氏族生活了。据《凤阳府志》记载，蚌埠乃“古采珠之地”。公元前21世纪，洪水为害，大禹劈山治水，经怀远涂山，与涂山氏为婚。后又大会诸侯于涂山，斩防风氏以振神威，奏韶乐以示帝贵。各氏族无不来朝，各部落无不进贡。我国第一部记载上古事件的文集《尚书·禹贡篇》中就写道：“泗滨浮罄，淮夷嫔珠”。意思是说，泗水附近(指灵璧县)产一种青石，可以雕琢石罄，发出清脆声音；淮夷，是指古代居住在淮河中下游的氏族；嫔系蚌的别名，此蚌出珠。可见，河蚌早在上古时代，就是这一地区人们捕食的美味。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取蚌采珠了。盛产河蚌的河滨小山，被称为“蚌山”。关于蚌山和珍珠，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些优美动听的故事。据考，古时“步”和“埠”通假，船舶聚集之处曰步头，亦曰埠头。“蚌步”首先是渔者定的地名，渐被四邻的人们传称起来，后来因经济发展等因素，“蚌埠”的称谓也就约定俗成了。这就是“蚌埠”名称的由来。
     从军事要冲到集市初成东邻尧舜时的钟离国(今临淮关)、西靠唐虞称帝时的涂山国(今怀远涂山一带)的蚌埠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争战之地。横贯蚌埠的淮河，系古“四渎”(黄河、长江、淮河、济水)之一。淮河地区的氏族，被中原地带称为“淮夷”或“东夷”。据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记载，商代末期，纣王不惜千里征伐淮夷，并虏去大批“淮夷”编入他的军队，当他回到他的都城庆贺胜利的时候，遭到了周武王的袭击，同时发生了淮夷氏族的奴隶倒戈以战的事件，使商纣王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正是所谓“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徐夷)仍是周王朝初期用兵的主要对象。春秋战国到秦汉，徐淮地区的战争，此起彼伏，淮河中下游常有大军渡河，兵马驰骋。《凤阳府志》记载，三国时期，曹操驻兵于蚌埠东郊曹山，鲁肃屯兵于东南郊的鲁山。唐代，锥子山麓不仅是驿道，而且山下的“水馆”已成迁客骚人游览吟诵之地了。《凤阳府志》中尚记有唐代诗人张祜的吟水馆诗七律一首。传说北宋穆桂英攻打寿春时，曾在东郊锥子山驻军，留有帅旗架遗迹。南宋高宗赵构，曾把御书珍藏于锥子山栖岩寺后的石屋之中。《凤阳府志》云：白石山(即锥子山)白石寺，古号栖岩寺，“寺有石屋，宋高宗藏御书于此”。朱元璋濠州起兵后，其义子朱沐英曾在锥子山练兵。朱元璋登基以后，洪武年间栖岩寺得以重修，规模宏伟，成了凤阳龙兴寺的下院。古称粉团洲的长淮卫，是淮河上下数百里的航运管理机构所在地。中都城兴建之后，长淮卫是中都城的后卫，有军镇守。以长淮卫为中心，蚌埠的王家营、高家营、柳树营……都有驻兵。朱元璋叔父一家，合葬于长淮卫，称“十王四妃墓”。此后，蚌埠这个明朝凤阳府西北的边陲小集，逐步兴盛。南徐州通往凤阳府的大路经此，淮河即设有渡口。十九世纪中期，淮阴板浦所产“淮盐”，经淮河渡口集散于此。同时，在蚌埠先后兴建了魁星阁、文昌阁、东岳庙等庙宇。此时，有更多的人迁居于此，蚌埠就此形成较繁荣的集镇。据《凤阳府志》记载，太平天国时期，在蚌埠发生的金圩子农民的武装抗清斗争和太平军多次与清军的激战，使一度繁荣的蚌埠毁于兵燹，今日锥子山的银杏(白果)老树还残留着当年兵火的灼痕。自此，市集便转向河北的小蚌埠了。
     “三县司”与“七户半”当年淮河北的小蚌埠，正街属于凤阳，出正街往西归怀远，向东则为灵璧所辖。有“鸡鸣狗叫听三县”之说。为便于治安管理，清末，凤、怀、灵在这里联合组织了一个行政管理机构——三县司。寿州镇台衙门派了一个小小的武官“副爷”，带领十多名兵丁，在此驻守。这就是蚌埠当时的军事、政治中心。这时，淮河南岸的“老蚌埠”，只有一条不足50米长的土街(即老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