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怀远县城内的学校很少。因之，一般富豪之家，就聘请所谓儒学名士，在家里课读子弟。一些小商人及城市居民，请不起老师来家教书，就送子弟到这些人家就读，谓之“附馆”。有些清代末年的秀才、贡生，还有未考取功名的老童生，在自己家里招收十数名，多至二三十名学生设馆授徒。这种私塾，当时城内外约有数十处之多。
　　私塾一般可分为三个等级：初等的开始识方块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中等的读《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尺牍》等；高等的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左传》、古文、唐诗等，并开讲，对对子，写作文。私塾的教学形式：在一个教室里的学生不同年龄，不同程度，实行因材施教。与现在学校的班级形式完全不同。它的教学方法也很简单，初、中等形式的私塾只读不讲，高等形式的私塾才开讲，对对子，写作文。
　　当时怀远县城内外虽有几所高、初等小学校，即当时所谓“洋学堂”，但这类学校所授的课程与私塾教的书完全两样，不但不读“三、百、千”，更不念《四书》，《五经》，而是分门别类，有国文、社会、历史、算术、自然、修身、图画、唱歌、体操、劳作等科，并有一套规章制度，规定修业和毕业的年限。可是当时一些思想比较保守的人，还是不愿让子弟进“洋学堂”，而情愿仍旧读私塾的。
　　因之，1920年前后，怀远县城内外就有较有名的私塾十多处。如顺河后街孙伯诚，后土街何象九，范家高台子范先生，文昌街宋大先生，河北引凤街崔伯常、高芳圃，山山河街林范卿，林层臣，兴街子许正卿、潘如璋，南门外李伯元、王子贞、褚梓才，西门外有袁家栋、乔楠南、许景卿，还有沙沟、龙亢、洛河街、十里铺、桃园子等乡间的孙拱民、方晋如、潘仰文诸先生。这些老先生，大多是清代末年科举时代的秀才、贡生、廪生，很多是饱学之士。其中清末至民国年间，怀远有三大私塾名师，即所谓“两鼎一卿”（陈鼎，县黉学老师；何鼎，即何象九，贡生；许正卿，即许世昌，优贡生）。此三人博学多才，能讲《四书》、《五经》，能写诗词歌赋，名望甚高，经常在外地设馆。由于在科举上未能得意，没有中举人，中进士，就未得进入仕途而发迹，只有设馆授徒，教书糊口。这也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末路的谋生之道。
　　当时，教私塾的先生和读私塾的学生，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教书先生为了拿束修以糊口，学生家长更是盲目地认为“要好儿孙必读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一般豪富子弟到十岁左右，既不愿劳动种田，又不愿经商学手艺，就请一位先生来家课读。至于一般城市居民，只想子弟读两三年私塾，能认识些字，将来能记帐，会写信，再送去学生意（学徒），长大有个衣食饭碗就行了。所以当时的私塾有两种模式：一种就读的年限较长，有读七八年到十多年的。读的书为《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也有读《神童诗》，《千家诗》的然后再读《四书》、《五经》、《左传》、《史记》、《古文观止》、有的还教《唐诗三百首》。私塾先生对学生开始只教读（念书），不讲解，有的在三年后才开讲（所读的书由先生讲解），再过若干时候，学生才开始先“对对子”。再学作文。另一种就是上面所说的，家长只要求能认识字，会记帐，会写信，将来去学生意的，先生只教识字，练书法，不讲书，学生只念不懂，一天到晚口中念念有词，中茫然无知，如此两年三年，就各找门路当学徒去了。
　　这一类只读两三年的学生，在数量上还是较多的。这些学生即使进了学校，也许读不到初小、高小毕业，就辍学当学徒或学手艺去了，主要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负担不起读书的费用。
　　至于富豪之家的子弟，他们父兄的封建思想浓厚，相信“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孔孟之道，就希望子弟们多读些书，从而进入仕途，荣宗耀祖，光大门庭。同时他们也负担得起子弟的读书费用。聘请一位先生到家里课读，除供给先生食宿外（每日三餐有荤有素），每年束修金还要二三百元，且每年三节还要送节礼。这样高昂的费用，岂是一般人家所能负担的！
　　据我回忆，当时县城内外，较有名望的几位私塾老先生，自己在家设馆，招收生徒就读，学生除按月交伙食费外，每年束修金也要一百多元（视学生学习年限而定）。因之，有几位教书先生每年收人颇为丰厚，个别的由多年教书所得的积蓄，加之省吃俭用，就购置田产房屋竞成为地主。当然大部分教书先生是清寒的，所谓穷教书先生，只能养家糊口而已。
　　当时私塾教学是较严的。所谓“教不严，师之惰”。每家私塾都备有“戒尺&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