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侠情柔骨母仪天下的徽娘

时间:2009-05-04 12:24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安徽人在厦门 点击:
安徽位于长江、淮河之间,统称江淮大地。淮河儿女的壮烈与长江儿女的聪颖几乎成了安徽女人的性格。如果说安徽也是南方的话,他却不像“楚地”的蛮悍,也不像“吴地”的温软,但似乎又有着二者的共性。安徽女人秉承南方水土的习性,既矛盾得让人无法把握,又完美地尽显其个性。
    对许多南方人来说,安徽是北方,对许多北方人而言,它又是南方,其实和江苏一样,安徽地分南北,所以安徽人身兼南北的特点,豪爽而细腻,率真而爽朗,温顺但不愚蠢,这要源于安徽那一方山水。说起那方水土,知道是遥远的内陆省份,可能有的感觉是,农业大省,经济不发达(当然,以前也发达过,至少有很多人知道那里出过徽商,生意做得有点像今天的广东人一样大)。安徽出过不少读书人,安徽的女孩子长得不错(有点像“徽州女人”,长得像韩再芬似的,或者往更前一点说,像《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安徽女人不像河南人那样被拿来说事,也不像湖北人那样精明得像九头鸟,当然更不像湖南人那样霸蛮,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拍过一部电影《黄山来的姑娘》,说的就是安徽小保姆在北京打工的事,她不羡慕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只想做好自己份内的活儿。和其他省份的女人相比,安徽女人就(也有人称她们为徽娘)像是一种水,置于方则方,置于圆则圆。她们的性格、思想有相当一部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早在宋代安徽女人就已经开始改变“男人种着二亩地,女人围着锅台转”的传统,巾帼英雄花木兰代父从军的胆识、谋略与风采、宋代击鼓抗金的梁红玉都是皖北英勇女性的代表;五代时朱温的妻子张氏和明朝的大脚马皇后则是安徽女人贤惠与智慧的代表。
    1989年,在中国长春发行的《中国妇女名人辞典》中对作了下列说明:木兰──隋代女英雄。姓魏名木兰,安徽省亳县人。隋代恭帝时期,异民族从北方入侵,朝廷出兵迎战。木兰因父亲已经年迈体衰,因此,她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从军十二年,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凯旋归来之后,恭帝欲封她为尚书,但是,木兰坚决推辞而返回故乡,重返女儿身。恭帝得知此讯之后,又想将她收入后宫,木兰加以拒绝,并且气愤万分,最后自杀身亡。恭帝赠予她“孝烈将军”的称号,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就是此人。
    中国历史上,女性武装或者女扮男装从军的故事并非只此一人。晋朝时代也有一名十三岁的少女”荀灌娘”突破敌阵,挽救了本军危机的故事。此外,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在其父起兵时,率领娘子军从军、南宋的梁红玉、明朝的秦良玉等也都是颇有名气的巾帼英雄。
    梁红玉原籍池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省贵池县,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梁红玉自幼随侍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居民方腊,啸聚山民起义,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连陷州郡,官军屡次征讨失败,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都因在平定方腊之乱中贻误战机,战败获罪被杀。梁家由此中落,梁红玉也沦落为京口营妓,即由各州县官府管理的官妓,但由于她精通翰墨,又生有神力,能挽强弓,每发必中;对平常少年子弟便多白眼相看,毫无娼家气息。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红玉在席上认识了擒住方腊的韩世忠。韩世忠是陕西延安人,虎背熊腰,一身是胆,为人耿介,尤喜济人急难,是一个正直而勇敢的英雄人物。梁红玉那飒爽英姿,不落俗媚的神气也引起了韩世忠的注意,两人各通殷勤,互生怜借,于是英雄美人成眷属。
    建炎四年春节刚过,探子报告韩世忠,金军已从杭州饱掠北归。韩世忠听到消息后,仍在秀州张灯结彩,集会宴乐,若无其事。入夜以后,秀州城里灯火通明,而韩世忠的部队已紧急出动,沿运河水陆两岸齐头并进,抢先占领京回一带的金山、焦山,专截金军主帅兀术的归路。果然不出所料,金兀术的军队乘勇而来,他见江上布置了战船,旗旗飞扬、鼓角齐鸣、军伍严肃、士气勇壮,与别的将帅大不相同,知道是个劲敌。遥遥的望见对方坐船上面,竖着大纛,绣着个斗大的“韩”字,不免打个寒噤,对部下说:“原来是韩世忠!当天金兀术就给韩世忠下了战书,约定第二天开战。
    晚上,韩世忠苦思行兵布阵之法,梁红玉从船后走出来对韩世忠说:“军队我少敌多,倘若与他奋力战斗是难以取胜的。明天交战不如把我军分为前后两队,四面截杀敌人。中军由我暂时管领,专事守备,并发号令,倘若金军杀来,只用枪炮矢石射住他,不让他前进。中军无懈可击,金兀术必定带他的部队向左右冲突,准备脱身。这时你就带前后两队军马,只看中军的旗号行事,我坐在船楼上面,击鼓挥旗,我的旗往东,即往东杀去,我的旗往西,即向西杀去。如果能一鼓歼灭金兀术,那就是特大的胜利。”韩世忠连称妙计。第二天早晨,梁红玉早已结束停当,戴着雉尾八宝嵌金珠金凤冠,穿一领锁子黄金甲,围着盘龙白玉带,端坐在中军的楼船上面。一天战斗打下来打得金军心胆俱寒,逼着金兀术的军队退到黄天荡内,黄天荡看去开阔,却是一条死港,进去后却没有出路。金兀术别无办法,出重赏征求出路计划,有贪利的当地人便指点他挖开日久淤塞,已废弃的老鹳河故道,金兀术指挥军队一夜开出一条三十多里的水道,接通秦淮河,准拟再扑建康。想不到刚出老鹳河,在牛头山遇到岳家军,又象被赶的鸭子一样退入黄天荡,原指望韩世忠守不住了,等金兀术来到荡口,只见韩世忠的战船一字排列在荡口,几番冲杀,岿然不动。当时韩世忠、梁红玉以为大功告成,夫妇两人在船上开怀畅饮,韩世忠饮到高兴的时候,拔出剑来,放声高歌:
    万里长江,淘不尽壮怀秋色,漫说秦宫汉帐,瑶台银阙,长剑倚天氛雾外,宝光挂日烟尘侧!向星辰拍袖整乾坤,消息歇。
    龙虎啸,凤云泣,千古恨,凭淮说。对山河耿耿,泪沾襟血。汴水夜吹羌管笛,鸾舆步老辽阳幄。把唾壶击碎,问蟾蜍,圆何缺?
    谁料到就在金兀术绝望的时候,仍是汉族中的奸细向金兀术献了一计,叫金兀术用土盖住自己的船板,趁无风韩世忠的大海船无法移动的时侯,用火箭射韩世忠船上的风蓬,引起大火,攻破韩世忠的防御。金兀术就此进出韩世忠的包围圈。但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少于敌军十倍的兵力包围敌军达四十八天之久,也足以名震华夏,名震夷狄。黄天荡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过长江南侵。
    后来韩世忠和岳飞、刘俊一起三路大军北伐,梁红玉专门训练出一支女兵队伍,屡立奇功。奸相秦桧掌权后,力主和议,韩世忠多次上疏反对,被解除兵权。岳飞被以“莫须有”罪名诬陷下狱,韩世忠当面责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韩世忠、梁红玉力争不得,愤然自请解职,隐居于杭州西湖。后梁红玉含恨离世,葬于苏州灵岩山下。
    贵为皇后的马秀英是最本色的安徽女人,在以三寸金莲为美为贵的年代,马皇后(马秀英)以自己的一双天足为自豪。她出身于书香门第、能文能武,颇具胆识,他在艰难逆境中,帮助朱元璋成就了大业,扭转了局面。她以女人少有的气度、果敢和智慧,巧妙揭露阴谋,铲除祸害,助朱元璋定都南京、国号大明。而她在大富大贵时又不奢不骄,始终不忘民间劳苦,不改勤俭本色,并用自己的言行来规劝影响朱元璋,作出了极不平凡的业绩。马皇后体察民情,巧妙治奸除害,提倡任人唯贤,辅弼明君,巩固了大明江山。朱元璋有很多妃嫔,但在众多妃嫔中,他最敬重的还是结发妻子马氏。有道是“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朱元璋与马氏的感情非常好,关于大脚马皇后的各种传说也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贤后之一,当之无愧的贤内助楷模。
    马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丈夫的尊敬与爱护。她生前,朱元璋褒奖她,比诸历史上的贤后唐太宗长孙皇后,为她父亲起坟立庙;她死后,朱元璋不再册立皇后,表示对她的敬重和怀念。这一对同甘苦共患难的夫妇,互相眷恋,互相体贴,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丈夫多妻妾,她的生活还是完满的。《明史》赞扬马皇后,“母仪天下,慈德昭彰”。的确,在封建时代,她是贤妻良母的典范,是“母仪天下”者中的佼佼者。
    俗话说乱世自有乱世的凶险,乱世自有乱世的美丽,乱世自有乱世的凄凉,乱世自有乱世的荒诞。相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乱世至少具有双重意味:其一,她们要遭受比男性更多的苦难和欺凌;其二,她们在寻求生机和出路的过程中被造就或被毁灭的几率非常接近。但是却有一位安徽女子具备非同凡庸的男儿胸襟和须眉气概,智慧之出众,勇毅之超群,甚至连某些饮誉国中的“奇男子”和“伟丈夫”亦稍显逊色。但她的心性和志向迥异使她成了报仇雪恨的侠客。在乱世中,她的传奇故事宛如沾染了泪光和血色的霜天风景,特别醒目,也特别惊心。
    中国古代的奇女子中,东汉酒泉女子赵娥便为父亲赵安报仇,手刃仇家。这个历史故事的大致情节为:赵安被同县的李寿无端戕害,此前,他的三个儿子都夭折了,膝下荒凉,只剩女儿赵娥,也已嫁为人妇。李寿沾沾自喜,以为赵家连个壮丁都派不出,纵然结下了血海深仇,终究拿他没辙。仇家吃下了定心丸子,比先前更为骄恣,赵娥表面上没什么明显表示,复仇之心却坚如磐石。她私下准备了一把锋利的短剑,藏在袖子里,常常坐着帷车,静候时机,可是十多年都未能如愿。后来,赵娥与李寿在都亭狭路相逢,她毫不迟疑地拔出利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死仇家,随即前往县衙投案自首。她如释重负地说:“小女子的父仇已报,请大人定罪吧。”县令被赵娥的大义感动,不忍加害于她,竟打算挂印而逃,与她一道远走高飞。赵娥感谢县令的好意,却不肯隐姓埋名,流落异乡,以待罪之身苟活人世。她振振有词地说:“杀死仇家,这是我的夙愿。因此触犯刑律,该当如何处置,那是您的职分,我绝不草间偷生!”赵娥的言行义薄云天。尽管汉代法网严密,但各级官员仍纷纷出面为她求情,她最终获得朝廷特赦,一时间成为天下景仰的奇女子。在民国时期,也有一位女子的行为和遭遇与赵娥极其相似,她刺杀的仇家来头更大,是直系军阀孙传芳,其雷霆一击也比赵娥当年的壮举更轰动天下。这位侠女便是安徽的施剑翘。
    直系军阀孙传芳,杀人的大魔头,一生草菅人命,杀人无算。在他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做施从滨。曾经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一生驰骋疆场,可他最后既没有死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抵抗革命军北伐的作战中,而是死在了一位烈女的枪下。这位烈女就是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时年30岁。这位从桐城走出来的女性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乱世三女杰”之一,施剑翘与梁红玉一样是历史上有名的女中英杰。
    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辛亥革命后曾任第1混成旅旅长,驻守镇江。1922年归奉系。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浙江,伺机向北扩充地盘。此时,张作霖的奉系正在向南扩张,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冲突。施从滨是当时的山东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在11月的直奉大战中被孙传芳俘虏。孙传芳违背战时不杀俘、不戮降的规则,杀了施从滨,并枭首示众。当年孙传芳处决施从滨不仅枭首示众,而且又将施暴尸多日,不准施家收尸,这件事做得确实过分,这为他日后种下祸根,正所谓“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对孙传芳自己来说,他最不该杀的人就是这个施从滨,因为施从滨的女儿是施剑翘。
    父亲被孙传芳杀害的消息传到家中时,施剑翘悲愤难抑,赋七律一首以言志: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
    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
    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
    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有一次施谷兰在读古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时,感觉非常适合自己的心境,于是将“剑”、“翘”二字合成其名,自此施谷兰即以“施剑翘”之名行世,并以《聊斋志异》的侠女商三官自励。
    施剑翘只是一位弱女子,要想复仇,谈何容易。起先,她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叔叔的儿子,堂兄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幼年丧父,自小由施从滨夫妇养大,并被伯父送到保定军校学习。毕业后,在伯父的协助下,官运亨通,在伯父被杀之后,还坐上了烟台警备司令的宝座。按说,施中诚有理由也有能力为伯父报仇,但他却不愿因为为伯父报仇而失去荣华富贵。施中诚的怯懦让施剑翘怒火中烧,她写信给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接着,施剑翘又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施中诚保定军校的同学施靖公身上。当时施靖公在山西阎锡山军中任职,当他得知施剑翘父亲的遭遇后,在施剑翘面前将胸脯拍得山响,说这复仇之事包在他身上,哪怕是粉身碎骨,也是在所不辞。他的话让施剑翘感动极了,竟不惜以身相许。可是在婚后数年当中,每次施剑翘提醒施靖公为父报仇的事时,施靖公总是拿言语搪塞过去。最后,施剑翘终于看清施靖公是个食言而肥的懦夫,依然于1935年6月带着孩子离开了施靖公。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
    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施剑翘在一个偶然的聚会打听到孙传芳的住址和行踪,于是决定行刺,行刺前她专程到南京与其弟施中杰研究了行刺方式,施中杰向其姐提供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20发。后来又多次与其两个兄弟施中杰、施中达计划了行刺孙的方案并作准备工作。施剑翘决定刺孙后向在场的居士散发传单和“告国人书”,为此施剑翘又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印刷了大量传单,留作日后派上用场。
    1935年中秋节,施剑翘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认出了孙传芳那辆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散场后,她还首次近距离地见到那位戴着墨镜、依然趾高气扬的前五省联帅。但是,因为散场时观众太多,不便出手,她只能眼看着杀父仇人登上汽车,绝尘而去。此后,施剑翘多次到孙传芳位于英租界的豪宅周围探察,发现那里戒备森严,实在无法下手。情急之下,施剑翘甚至想到了化名到孙传芳的家里当佣人,这个时候,昔日叱咤风云的五省联帅已经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和靳云鹏摇身一变,分别成了天津居士林的林长和副林长。施剑翘经过多方探询跟踪,最终摸清了孙传芳的动向。1935年10月,施剑翘取名“董慧”,潜入居士林充居士,打算寻找时机刺杀孙传芳。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靳云鹏与孙传芳都应该到居士林诵经。这一天下雨,寒风裹着冷雨,街上行人稀落。孙传芳早晨醒来,明显感到精神有些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按时赶到居士林。孙传芳的妻子不愿他冒雨外出,曾一再劝阻,但孙传芳执意冒雨赶来,靳云鹏却反而因雨未到。居士林的男女居士们在礼佛听讲时,是男女分坐的,男居士行列之首座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座是孙传芳。主讲人富明法师坐在正中座上。梵铃一响,孙传芳默默地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开始屏声静气。
    这天下午,施剑翘也来到了居士林。此前的三期道会,她每一次都参加了,每一次也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因为与会的居士众多,场面混乱,不便下手。今天,施剑翘身穿青色大衣,青色长裙,再次神态自若地坐在居士林里。因为下雨天冷,今天赶来的居士比以前少了许多,往日热闹的居士林也显得冷清和空旷了一些。施剑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欢喜。她眼看孙传芳身穿僧袍,走进居士林,心想,他活不了多久了,且看他神气什么?
    这天,富明法师领诵《大佛顶首楞严经》。施剑翘本来坐在后面,离孙传芳较远,后来,她借口后面的炉火太热而转移到前面。当众居士跟着富明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前排的蒲团上一起吟诵。施剑翘看到机会来临,就悄悄地从皮包里取出勃朗宁手枪,小心翼翼地打开保险,然后,抬起手来,对准孙传芳的脑袋迅速地扣动扳机。随着“砰砰砰”三声枪响,孙传芳的脑髓和血浆四溅,立即毙命。众居士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面无人色地瘫坐在原地,竟然没人想到往寺外奔逃。施剑翘倏地站起身,大声疾呼:“各位朋友不要怕,我为父亲报仇,决不会伤及无辜!孙传芳是我打死的,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大家。”说完这话,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已经准备好的传单,散发给大家,只见上面写道:
    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
    传单的背面并非空白,还有两首绝句,在诗中施剑翘表明了她为父报仇的心迹: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
    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
    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
    众居士看了传单,顿时议论纷纷。施剑翘用电话给家中报告了大功告成的喜讯后,便找到寺中的知客僧东海和尚,让他去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
    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警察来后,问明情况,即迅速将施剑翘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随后施剑翘自首。
    后来,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四叔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施剑翘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记得居里夫人说过:“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看来确实是如此,但社会现实中,尤其是徽州女人所做的事有许多是“女人能做到的,男人未必能做到”的。封建正统思想从来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封建四权(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对女性智慧创造的积极性总是强力压抑和打击,使得女性才能的发挥倍加艰难。古徽州“儒风独茂”,无一例外,女子才华的施展受到诸多限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徽州女人仍然冲破种种束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徽州文化的发展,从多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近代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苏雪林,以就文学创作和楚辞研究成果饮誉五四文坛。徽州女人不仅在文学艺术上为文化添加光彩,在文化的许多领域也有不少建树。明代的女英雄歙县人毕著,能文能武,勇闯敌营,斩敌为父报仇。现当代绩溪的曹诚英,是徽州第一个农学留学生,她对马铃薯遗传的育种改良做出了新贡献。安徽女人
    安徽女人最容易让人想到的,还是中国的传统与中国的妇道。她们也许是中国女性传统最忠实的传人。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安徽女人比北方女人多了几分温柔,但如果你把温柔当懦弱那就大错特错了。安徽女人极有主见,在安徽绝少重男轻女现象,安徽女人重情,情感细腻不下江南女子。这安徽女人喜欢做的事就是相夫教子,她们会把自己掩藏在夫与子之后,以至于成为经常被忽视的角色。
    人称古徽州为“程朱阙里”,封建礼教在这里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徽州女人在这浓郁的礼教氛围中,许多人自觉地把礼教的那一套套规条奉为人生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古徽州,节妇烈女多,事迹惨烈。有俗谚云:“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是说徽州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他们往往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因此也就有了“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说。《新安竹枝词》更形象地描绘道: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从这些故事和谚语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安徽女人坚强而顽韧的性格。
    唐代前后,歙县呈村降一带章顶家有二女随母上山采桑,母为虎掳,二女奋力博虎救母,此后又为奉养致残的母亲而终身不嫁。其孝行感动地方百姓,震动官府,村被名为“孝女村”,山被称做“孝姑岭”,宋代名臣范仲淹专为二孝女家庙亲笔提额。
    在“儒风独茂”的古徽州,徽州女人大都受到儒学“入世”“济世”观念的影响,在儒学普世化,深入民间的过程中有不少出色的表现,成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努力践行者。这是徽州女人的第一大特色。
    徽商势力的崛起以及清乾嘉时代徽商的鼎盛同时也伴随着烈女数量的同步增长。以淮扬盐商为例,随着两淮盐业的如日中天,徽州盐商一方面在扬州一带提倡风雅,文酒聚会,纷纷“以儒饰贾”,用儒家伦理给自己贴金;另一方面,则在老家徽州,殚精竭虑,要将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营造一个“程朱阙里”的理教重镇。于是,徽商妇的贞节,有意无意之间成了男人博取名声的筹码。贞洁牌坊就是徽商炫耀的本钱、徽商妇难逃的宿命。
    不过在名气上,晋商和徽商间有一个被忽略的不同他们身后的女人。徽商妇,作为徽州历史上最为卑微又悲壮的角色,为这段辉煌的地方商业史画上一个尴尬的注脚。迄今林立的牌坊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之一,它与徽商一起,被记入历史。而晋商妇,因为没有太多可考的实证,数百年后,便面目模糊了。
    在光鲜的徽商传奇背后,徽州女人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委屈、寂寞和无奈。徽州女人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但却不像其它地区传统女性那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反,徽娘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务、农活,她们全都一手包干。除了勤劳能干,徽娘的俭朴也很出名。平常,徽娘们日常就穿着粗麻布衣,草草地用头巾裹住碎发。忙碌的生活使她们根本没有时间打扮,双手粗糙干裂,布满大大小小的茧子,脸庞也被太阳晒得黑亮。
    在皖南的牌坊中有一座叫“吴氏节孝坊”,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是为了表彰族人鲍文渊的续弦、嘉定人吴氏的“模范事迹”。她22岁远嫁到棠樾,29岁开始守寡,直到六十多岁死去。在漫长的三十多年里,吴氏先是独自将丈夫前妻的孩子抚养成人,后又修了鲍家九代的坟茔。族人深受感动,为她立了这块牌坊,上刻“节劲三冬”和“脉承一线”,前者是颂扬她的贞节不二,后者则表彰她尽心养育继子。
    在吴氏节孝坊落成的九年后,棠樾牌坊群的第五座牌坊又出现了,它就是“汪氏孝节坊”。这座坊建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石坊坊额上写着“矢节全孝”和“立节完孤”,是为了表彰鲍文龄之妻汪氏25岁守寡,45岁去世,守节整整20年。
    这些徽娘作为徽州历史上最为卑微又悲壮的角色,为这段辉煌的地方商业史画上一个尴尬的注脚。因徽州男人长期在外经商,家里的女人如男人一般在外耕田劳作,教育孩子识文断字.其实,女孩一旦成了妻子,成为家庭的支柱,成为儿女的保护神,哪个女人不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般,固守着家庭这块坚实的田畴,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构筑慈爱的摇篮!在送走自己如花岁月的同时,女人的心亦沉淀成大地的坚韧,大海的无垠。在这些默默无私奉献的徽娘中,来自徽州的三位女性又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她们中的一位是天下典型的慈母,一位是泼辣而又痴情的女性,一位是让人难以定论的悲情女子。
    在世人的眼中胡适的母亲是安徽女人中经典徽娘。胡适母亲23岁就成了寡妇,倍受大嫂二嫂的冷眼歧视。她多半只是忍耐着,从来不会打骂孩子出气,忍到无法再忍时,就轻轻地哭一场。
    在管束孩子方面,她自有法子。她从不在别人面前骂胡适一句,或打他一下。每当胡适做错事,若事小,她总要等到第二天早晨,儿子醒了才教训他;若事大,她则要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是责备一番,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他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他哭出声来。
    有一次,胡适因受母亲的责罚而哭时,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疾。母亲又悔又急,听说眼疾可以用舌头舔去,就真的用舌头去舔胡适的病眼。
在母亲严厉的管教和仁慈、温和的呵护下,胡适度过了幸福的少年时光。14岁离家后,他时常记得母亲的教诲。母亲教会他待人接物的和气和拥有宽恕人、体谅人的广阔胸襟。
和婆婆的经典徽娘称号相比,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是安徽女人中的另类徽娘。胡适的夫人江冬秀。江冬秀出身于仕官之家,但由于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受到较多的文化教育,仅仅读了几年私塾,粗通文字而已。
    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里,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姓,但她毕竟是一代名人胡适的夫人。“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村小脚夫人,不能不说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是民国史上“七大奇事之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时人曾盛传江冬秀泼辣果敢,不像一般乡村女子那样羞怯、胆小,很有男子气概。她颇为果断,而且具有一种泼辣的办事能力。到北京后,梁实秋要和他好脾气的太太离婚,江冬秀看不过去,就帮助梁妻。闹到法庭打官司的地步,江冬秀也不害怕,亲自到庭为梁妻辩护,终于使梁实秋败诉,这事在当时轰动整个京都。
    胡适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 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读起 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 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据梁实秋讲,某次文人聚会,有人提议招妓助兴,胡适感忙伸出手来让大家看夫人给他的戒指,上面有一个戒字。大概胡适经常有这类看似“惧内”的举动,所以就落了一个怕老婆的名声。不过据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只有内心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会像胡适先生那样主动示弱于人。我觉得何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胡适可能只是让人家觉得他比较惧内而已。
    1924年,胡适和曹诚英的关系日趋明朗,在沪杭求学及谋生的亲友大都知道这事.胡适在这年春天,开始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不听则已,一听勃然大怒。她从厨房中拿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孩子不要了。”当下,吓得胡适面如土色。从订婚的那一天起,江冬秀一直为胡适守旧约默默等待十几年,从来不曾有过三心二意,这就值得胡适同情。况且,江冬秀婚后还为胡适生了两个儿子,抚养孩子,料理家务,也促使胡适保持内心的平静,并能携她风雨同舟,相伴终身。
    作家陶杰先生说,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馒头”和“包子”两派:“馒头派娶妻求贤淑,不求才气,如馒头之朴实不华,已合糟糠之选,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婆江冬秀;“包子派”娶妻要讲一点精神沟通,女人胸有点墨,学养三分,如包子有馅,别具洞天,有金玉之美。代表人物:秦观的老婆苏小妹。
    20世纪初的传奇女子赛金花,是安徽女人中最为悲情徽娘,她的一生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赛金花(原名赵彩云)是生活在中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一个传奇女子。她的籍贯是徽州黔县,是地地道道的“白云芳草疑无路,流水桃花别有天”的桃花源里的人。1936年死于北京。她一生三度嫁作人妇,又三番沦落烟花巷。一生坎坷,结局悲凉。
    谈到赛金花,名字叮当响,这是一个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人物。她的身世和遭遇,能激发起人们的同情。但是,在联军入侵的刀光剑影中,她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保全京华不致毁于一旦,成为乱世女中英杰。
    赛金花12岁随父到苏州投奔祖父,后父亲病逝,衣食无着而入青楼。苏州状元洪均遇见赛金花时,赎回家做了第三房小妾。正好朝廷派洪均出使德国、俄国、荷兰、奥地利,原配夫人何氏又不愿同行,赛金花便充当公使夫人去了欧洲,历时五年,并以其罕见的语言天赋,学会了英、德、法诸国语言。赛金花在德国结识了俾士麦首相的红人、青年军官瓦德西。
    洪均回国后不久病逝,洪家不容当过妓女的小妾辱没门庭,将赛金花扫地出门。赛与洪有两个孩子,大女儿被洪家留下,24岁时病逝。堂堂公使夫人,转眼身无分文,赛金花只得重操旧业,挂的是“赛金花书寓”的招牌。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赛金花得知联军统帅为瓦德西时,前往并提两条请求:不妄杀人民;保护文物,不能重演焚烧圆明园的悲剧。
    此后,赛金花厄运连连。慈禧恼怒民间有“妓女救驾”的舆论,找了个“虐待侍婢”的罪名,将因瓦德西回国后已迁移上海避风头的赛金花拘捕,发配原籍黟县。一贫如洗的赛金花只得第三次入青楼,28岁的她在老家是鸨母的角色。
    再后来,赛金花回上海先给曹姓男子做妾,后与国民党元老魏斯灵结婚。且都是嫁夫不久,老公便命赴黄泉,孑然一身的赛金花晚年几乎沦为乞丐。
    1936年的一天,北平的天空阴沉沉,四周也是静悄悄的,不知在哪里传来了隐隐的哭泣声。大家不禁相问,才知道一代侠妓赛金花已于12月4日凌晨2时半在她那所破屋里与世长辞了,终年65岁。她身后萧条,景象凄惨,临终时,在她身旁的只有随侍2多年的顾妈和顾妈的弟弟蒋乾方两人。当夭下午,《北平晚报》就把这个消息传了出来。刹那间,各界人士都纷纷赶来,由市总商会会长孙晋卿出面料理,孙认为庚子变乱,赛曾有功于人民,慨然以料理丧事为己任,并向各界发起劝募,各界人士,如名教授萧一山,艺术家吴迪生,名画家李苦禅、王青芳,都纷纷解囊。大家认为赛的经历不平凡,一致主张将其棺木葬于陶然亭风景最优美之处.与西湖的苏小妹墓、冯小青墓和苏州的真娘墓并传不朽。
    就在出葬那天,名流、学者,以及和尚、喇嘛、乐队等等,挤满了黑窑厂大半条街,一直到下午3 点钟才把她的棺木送到陶然亭,安葬在香家、鹦鹉家北侧的锦秋墩上,并拟请齐白石为她题碑“赛金花之墓”五个大字。墓用大理石砌成,还有当时的名流题的墓碑、诗竭等许多纪念性的碑刻。
    清末的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儿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就是赛金花。这两个女人一个朝纲独揽,唯我独尊;一个操着被人视为最低贱的职业—一娼妓。把慈禧与赛金花相提并论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确实,慈禧太后的许多座前昏庸大臣,刚好就是赛金花裙下的一批好色之徒。当时京畿一带的百姓们都这么说:“那些昏庸好色的清廷重臣,都是北京城里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才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端午门,匍匐在老佛爷慈禧的花盆鞋底边,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地前往松树胡同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高高在上,人人称臣,一个是孽海飘浮,人尽可夫。
    确实这两个女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于安徽有关,也都没有多大学问,却都聪明狡诈,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中,都娇艳警敏。那拉氏三度垂帘听政,三度还政,赛金花三度为娼,三度嫁人。别看赛金花卑微下贱,可也以她那独特的方式左右过中国的政局,这一个娆妖冶荡的烟花女,也曾在皇宫大内的龙床上睡过觉。特别是十九世纪末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的侵华使两个人的命运交汇在一起。
    民国十五年冬天,即公元一九二六年冬天,赛金花终于油尽灯灭,享年六十五岁。多亏她故乡的一些名士发起募捐,总算为她办妥了后事。葬在陶然亭附近,与香塚,鹦鹉塚为邻。当时报上登了一幅挽联,对她的生前与身后都进行了评价概括,联如下:
    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如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
    乏负廓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
    赛金花生前死后,先后有曾朴以她的一生经过,写了一部小说叫孽海花。樊樊山以她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与瓦德西的一段恋情为中心写了彩云曲。刘半农和学生商鸿逵合作,亲访赛金花本人,晤谈十多次,撰成赛金花本事。熊佛西、夏衍分别编有赛金花的剧本。
    赛金花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实事求是给予评价、立传。一个身份低贱的风尘中人,一生中两次与历史风云际会,虽为流星一闪,却也足以引起世人的向往与凉叹,因此,时人曾预言:“照他这样侠骨奇情,不但比古来的苏小、薛涛,只以歌舞诗词传为佳话者不可同年而语,就是比那些纡青拖紫的贵人,弄月嘲风的名士,碌碌终身,汶汶没世,也就有上下床之别,将来自必为一代传人”。
    有人认为,女人面临如下几种命运,被男人伤害,被生活伤害,被社会伤害,被自己伤害,还有一种就是被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伤害,一个聪明美貌如花似玉的姑娘,母亲是个最底层的妓女,这本身就是悲剧,可以想象她未来再怎么挣扎,也顶多是出淤泥而不染。
其实人生用一句话概括是不太全面的,比如赛金花的命运与情感该怎么描述?洪状元对她不错,但状元死后,被状元府扫地出门。比如小凤仙,帮蔡锷逃出北京,使他成为反袁英雄,生命只闪亮了一瞬就暗淡了,蔡锷没有将她接走,我们可以想象,即使蔡锷不英年早逝,也不会纳小凤仙入府。小凤仙晚景很凄凉,在东北一个国营厂,生活也很苦,梅兰芳去东北演出时,小凤仙给他写了封信,请他帮助,这样的命运是相当复杂并让人无奈的。
    她们是一道中国近代生活史不可缺少的风景,起居繁衍及争醋添香,无非是沿袭了千年来庭院深深之文化。繁荣时,家丁穿流女仆粉脸。一旦家族落魄,命丧归乡雪夜途中不是传说。要说小凤仙等类名妓一派,真是冰火两重天,各命之差云泥之间。她们苦心攀上高枝,成为军阀显赫等人红颜知己,到头多是情财两空,晚年凄凉。但也有例外,象杜月笙的五姨太含香老五(真名胡惠琪),也是青楼出身的风尘女子,但她精明而有远见,趁红紫受宠时及早另购香宅,繁华境地开咖啡店,同时黑白红三道暗流涌动。后来靠山不在,依然收放自如,笑傲群芳。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徽娘们也会感到无奈、怨恨,但几百年遗留下来的道德标准使她们只能选择承受。由此,身心受压,使徽娘变得格外坚强,坚强成了她们最大的特质。那些经典的徽娘是因为自己特定的身份才会广为外界所知,但真正能代表徽州女人默默耕耘,不求回报品性的,归根结底还是徽州这些平凡女性。有人认为,安徽盛产绿茶,安徽女人就像一杯绿茶,既没有红茶的酽,也没有清水的淡,她是平和的、不伤人的,也是最好接近的。
安徽女人大多有着中国传统的平民婚姻观,在那段脍炙人口的黄梅戏“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中已然体现。安徽女人结婚的心得是:踏实。不用再为感情分心,于是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了,在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结婚、生孩子在她们看来是一生中的头等大事,是终点站,脱了一班车就赶不上趟了。在这一点上,安徽女人真是中庸得可以。
    安徽自古至今,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层出不穷,这功在于一代又一代的安徽媳妇教子有方。其精髓有如先贤陶行知的“做人要做一品大百姓”之类的思想,使安徽男人赢得了安徽媳妇们的青睐。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安徽男人在广济天下之时,时时不忘他的母亲,曾经为安徽男人含辛茹苦奉献一生的媳妇们。
    也许是缘于祟尚曲艺的民风,安徽女人天生都具有表演天赋,而且特别热爱明星,喜欢追新。从上个世纪的“文艺明星”“电影作家”王莹,著名名演员苏绣文、“阿庆嫂”扮演者洪雪飞、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到红遍海峡两岸的小燕子赵薇,还有马兰、李小璐、周涛、韩再芬、蒋雯丽等都是从安徽出来的艺人。
    在安徽历史上历代才女也是层出不穷,明末清初女诗人方维仪,字仲贤,桐城(今属安徽)人。明大理少卿方大镇之女,姚孙棨之妻。少年寡居,与嫂共同教养其侄方以智。部分诗篇表现出身世之感。所作有《清芬阁集》。又辑历代妇女作品为《宫闺诗史》。民国时期的才女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光绪三年进士及第与清末著名诗人樊增祥同年,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她作为《大公报》的第一位女编辑,闻名20世纪初京津地区。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有“另类才女”之称的苏雪林曾是“享誉国际文坛耆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两岸迄今最长寿作家”。苏雪林其实是一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不谙世事,一生朋友甚少,能称为知己的朋友也就是在珞珈山武汉大学执教时相与甚密的林淑华和袁昌英,时人称之为“珞珈三杰”。可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寡味人,却写出了与她性情截然不同的感性灵动的文字,诸如《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的华丽与浪漫、《齿患》的幽默、《小猫》的风趣等等,也是文坛上一个少见的现象。中国人向来认为文如其人,苏雪林的作品风格恰恰最不像其人,所有读过她那些才气横溢的作品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感性活泼的文字会出自这样一个木讷的女性之手。
    在鲁迅去世时,在全国一片悼鲁声中,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表了致蔡元培公开信,公开祭出反鲁大旗,其政治上的幼稚自然招致一片骂声,就连她一直视为恩师的胡适对此也直言批评。可以说,后来苏雪林在大陆的沉寂很大程度上都与此有关。苏雪林的创作常写个人生活经历,笔致秀丽畅达,不乏女性作家温婉、幽丽的气质。这位文坛耆宿于1999年4月22日,因败血性休克并发心律不整,医治无效病逝于台南市成功大学附毅医院,享年一百零四岁。
    中国人向来讲究不因言废人,也不因人废言。公道地说,苏雪林散文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其散文成就与许多现代一流作家相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自具特色。
    上世纪新月派仅有的两位女诗人:一是林徽音,再者就是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先生的曾孙方令孺。方令孺在家学深厚,文化氛围浓烈的家庭里成长,她的童年生活是愉快而有趣的,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只允许她在设计好了的人生轨道上运行,这样,她便成了一个“富家少奶奶”。对于追求知识,自食其力,渴望新生的方令孺来说,这种包办婚姻 是束缚和痛苦,她要坚决地冲出家庭的樊笼。经过不懈的斗争,她终于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庭,抛弃了少奶奶的豪华生活,开始了“新的人生”。
    1923年,27岁的方令孺,在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专攻西洋戏剧。1929年学成归国,她成为了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和著名的诗人、散文家。
    安徽的男人淳朴少言,文武兼备,才思敏捷。安徽的女人朦朦胧胧,皮肤白净,当地人说是“水色好”。安徽女人就是这样一群人,她们的故事还在上演着。她们背负着记忆又改变着自身。其实,把安徽女人与其他省份的女人作出太多区分,似乎也没有必要区别。只是到了今天,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的天空下,她们必须像花朵一样寻找自我开放的方式,也许这种方式并不是最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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