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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凭臆断给明太祖朱元璋定籍凤阳(13)

时间:2009-05-27 08:58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杨山岭 点击:

2、诠释《翦胜野闻》和《七修类稿》的史料价值

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里说太祖少小时故事,采用的野史主要是这么几本:《天潢玉牒》、《七修类稿》、《鸿猷录》、《翦胜野闻》、《龙兴慈记》,还有《朱氏世德碑》等。这《朱氏世德碑》是我在《考证》中认定的世人不见之碑。这碑(文)出自野史,在此不多赘。《翦胜野闻》是史学大家毛佩琦先生在他的《明朝十七帝》里说太祖“神秘的生地”时首引的一本书。书注作者是明朝的徐祯卿。查徐祯卿,明弘治十八年进士,与唐伯虎是老乡,也是被唐伯虎吹乎出去的名人。《明史》中有他的名份,列在“文苑”里。但是,由于他的长相像死人,上头没给他大官坐,“授大理左寺副,坐生囚,贬国子博士”。徐祯卿“资颖特,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是神智过人的,但他年二十三岁就死掉了。弘治皇帝名朱佑樘,自公元1488年当上孝宗皇帝,到公元1505年死去,做了十八年皇帝,也就是说,徐祯卿是在孝宗皇帝死的那一年入朝当官,三、五年后身亡,对《翦胜野闻》是他撰写的,我是怀疑的。吴晗先生作《朱元璋传》,多次采用《翦胜野闻》中故事说证历史中的明太祖朱元璋少小时传闻,但他没有毛佩琦先生抄用之详。

毛先生在他的书作中介绍,徐祯卿在撰写《翦胜野闻》中朱元璋的身世历史时,引用的是太祖自撰的《朱氏世德碑》碑文。这块碑,是闹了几百年乱子的碑,原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云眉先生历三十年而成书的《明史考证》中说,这碑出自《七修类稿》。《七修类稿》出自明嘉靖年,徐祯卿的《翦胜野闻》书作问世于《七修类稿》之前,怎可说徐祯卿引文出自那闹乱子的石碑之铭文?《七修类稿》介绍这碑时说:“此碑出自先辈大臣家”。如果确认是实,就说明《明史考证》对《朱氏世德碑》的出处考证失实。

此碑碑文在《七修类稿》之前就已经“流落”社会,让徐祯卿得读其文。二十三岁就夭亡的徐祯卿在身为朝官期间,以他的身份和官职地位,他肯定是阅读不到那深藏皇宫的《明太祖实录》的。他撰写此书时,距朱元璋诞生时已是一百五十年过去,大明王朝已经传有九世皇帝,社会人群也已传八代,以他短暂的生命历程,综其成书的内容,当是断续的里闬之闻和官疏案牍类东西的汇编材料。孤证文字,是不能信之为不掺假的。

《七修类稿》,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用现代语言说,是野史。书注作者名郎瑛。《四库大辞典》介绍郎瑛:“字仁宝,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1487年,卒于1566年。”《七修类稿》是郎瑛“积其闻见而成”。

以笔者说评,此人名不进史(国史),也就是说,《明史》里载记了三百年间社会各类人物的精英姓名简历和作为,独不见郎瑛名列其中。
嘉靖皇帝朱厚熜固执而神乎,就是他首先否认江南句容有他的老祖宗;就是他固执地以朱元璋为始祖首开大明王朝160多年不举行禘祭的先河;也就在他执政中华的公元1522年至1566年的四十多年中,让诸如《龙兴慈记》、《鸿猷录》和《七修类稿》得以刊行流世,祸乱正典。以历史年代推算,郎瑛撰作《七修类稿》,晚徐祯卿的《翦胜野闻》约五十年。近现代,凡摘引《朱氏世德碑》者,均说此碑现世出自《七修类稿》。以大师毛佩琦先生文证《翦胜野闻》是引用《朱氏世德碑》说太祖祖系金陵之句容朱家巷,足见此碑早《七修类稿》五十年已被徐祯卿採得。这碑真如笔者在《考证》中评,是闹乱子的碑,它又从《翦胜野闻》闹腾到《七修类稿》,其真假“身份”,证历四百年来诸多大师引摘正误,更让世人对其扑朔迷离难判一一了。就此以笔者说,这更铁证了现代的史学大师不言正史,专选野史的心机了:被拐迷了的读者,不识史实之真正,是倍显大师的高深远博的。除此之外,再没有更科学而合适的评议。

史学先贤黄云眉先生在《明史考证》中说,“按太祖家世,郎瑛《七修类稿卷七》、《朱氏世德碑》述之甚详。其碑谓得之先辈大臣家。与徐祯卿《翦胜野闻》所载文字颇异,而《翦胜野闻》讹舛较多。”先贤黄云眉的文字,当雄证毛佩琦先生在《明朝十七帝》中说明太祖朱元璋生世祖籍事时,引用的是《翦胜野闻》的故事,不可能是《朱氏世德碑》中故事,因黄先生说的很清楚,徐祯卿书说的故事,与《朱氏世德碑》说的不一样,而且徐祯卿的《野闻》不足信,讹舛较多。”黄先生对《翦胜野闻》的总评是:“本不足凭”。

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是中华书局刊发于1979年的书卷,见显是新中国史学界研究明史的初始之作,当是权威工具书类。先贤书评“讹舛较多”“本不足凭”的东西,被吴晗先生和毛佩琦先生等多位大师级先生引摘采用以育教社会,且都不似那清末民初的史学大家、演义作家蔡东满先生著书,以正典为经,野录为纬,现世的大师却正野杂揉,更其甚者,以野史为经,正典为纬,误世害人的社会效果不可谓之不大。

《七修类稿》是自问世以来人们借野史击打正史的重磅炸弹。它是自辛亥革命胜利后引古籍说明朝历史的人们离不开的书卷。然《四库大辞典》对它的定论评价是:“是书乃积其(郎瑛)闻见而成”。“由于作者引证太广,所记宠杂,未免有些冗杂,加之作者对引证之史料多不详检其出处,因此出现许多讹误。”《四库大辞典》对人们的最后的提示是:“使用时应加以注意。”

古来对研说历史的规矩是正典为经,私乘为纬。野史只能是辅佐经史说事的不可短缺的书证文字。中华史界,素有“中国历史之久,姑不问纬书荒诞之说”的成规,但是,自中华在孙中山推翻帝制之后的近百年岁月里,史学界却是出现了正史辅说野录的逆潮大浪,在明太祖朱元璋的生世祖籍问题上,更是凸显此实的。那诸如《翦胜野闻》和《七修类稿》的书作内容在史学界尚存在激烈的是非真假争议的情况下,现世的大师们怎可将它们当作信史照本宣科地教之于渴求史学知识的学子和社会人众?《七修类稿》的作者是郎瑛,似众口一辞,但是在有民国学术经典之称的《中国文化史》里却不这么认定。《中国文化史》的作者是柳治徵,先生被颂称为中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中国文化史》书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用作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义。民国时期,多次重印,1925~1928年在《学衡》杂志连载,后由民国中央大学出排印本,三十年代初期由南京钟山书局印行。1947年被中山书局作为大学用书出版发行。胡适称颂此书“可算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就是在这本民国时期的大学讲义用书中有文字载证,“《七修类稿》谓系罗贯中作”。此说载柳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第二十六章•明之文物》中。

这罗贯中就是国人熟知的《三国演义》的作者。《四库大辞典》注说《水浒传》是施耐庵和罗贯中的合作。罗贯中是施之爱徒,罗贯中又独自撰写了《七修类稿》?但笔者又没有条件不信柳治徵先生的论说。罗贯中是被清末民初的史学家、演义作家蔡东藩先生屡训其作史料文章多掺糠使水的“不入流”的演义作家。《七修类稿》出自郎瑛手,还是出自罗贯中的神来之笔?信之谁?谁去考证?谁又能考证出个准确可信的东西来?野史文章里书说的内容,多是没有确证的,其存世传人的可用点在辅佐经典,存之是疑,仅此而已。——《七修类稿》是迄今尚不能认证撰文者是谁的玩艺,归类于“聚里巷之闻,觅市遗之言书,录抄些志传故事杂糅成卷,取宠社会闲杂,博些许名利之物的私乘之作。”作文者欲借此渲泻什么,更是令人没法透视的东西。这类书卷,总被文史界编入小说里的子史故事类别里。现世的史学大师借子史类小说去编说历史训教国人,是有欺世之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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