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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徽州海商

时间:2011-08-11 17:07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收集整理 点击:

古徽州以徽商、徽州文明享誉遐迩,然而同时又出现了为世人诟辱的“海盗”、“倭寇”。他们的海上贸易不仅在当年为朝廷所不许,也为今天一些人所非议。然而,人们要问,这样一起长达几十年的徽州海盗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它为什么又与徽商联系在一起?

“挑战海洋”是16世纪的历史性变化

自15世纪末起,伊比利亚半岛人发起海洋挑战,发现新大陆,由此开通东方航线,前往东亚海域建立贸易据点和寻找商机,海洋商业殖民时代来到了。先是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据马六甲后进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多方尝试建立贸易据点,以后用租赁的形式占据澳门作为其在远东的贸易中心,开始经营着东亚海域、印度洋、欧亚各地的贩运贸易。继葡萄牙后,西班牙也进入了东亚海域,并很快打通了中国———马尼拉———墨西哥的太平洋丝路,以来自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与中国的丝绸和南洋的香料相交易。再紧接着的是荷兰、英国也接踵而至,共同称雄于东亚海域。随着这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的形成,中西两半球海商直接交遇的新局面出现了。

纵观世界近代化发展初期,商业是与海盗、走私、掠夺和奴隶贩卖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无序而又野蛮的阶段。直到18世纪,欧洲理论界才开始谈论国际法意义上海盗和合法贸易的区别。16世纪是国际海洋贸易发生划时代变化的时代,也是中国海上贸易发生转型的时代。徽商于明代中叶崛起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它同当时东亚海域贸易格局的变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却是密切关联的。徽州海商集团的出现顺应了历史潮流,它与西方各国在亚洲海域的表现,无论形式和实质大体都是相同的。

“挑战海洋”下徽商集团的回应

徽州有新安江通往杭州湾,成为联系海洋的纽带。正在崛起的徽商,面对世界新兴起的海洋热、香料热、黄金热及在杭州湾外舟山群岛出现的海贸热潮,自然不可能置身于外。我们见到文献记载如许谷“贩缯航海而岛中,赢利百倍”,那时就有多少徽商已在跃跃欲试了。嘉靖年间,有更加大胆的徽商,敏感地抓住时代的脉搏,加入“挑战海洋”的世界性行列。他们曾潜往广东高州制造巨舰,其规模“舟艇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转正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这样大的船队当是继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宝船之后所仅见的。

嘉靖年间徽州海商组成连船结队的武装集团,意味着海上走私商人走向组织化和军事化,这是在东亚海域新旧贸易网络交替时而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为适应中国海上贸易的转型而出现的一种形式。海商集团的行为,是徽商以非常规的方法,力求快速增殖资本的一种尝试。就其实质而言,与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行为,是大体相同的,也反映了时代特征,然而他们的遭遇却迥然有别。西方的公司有本国政府作后盾,得到政府政治、经济、技术的支持,享有特许状、军事、殖民地等特权。在重商主义支配下,有寻找商机、建立商业殖民地的明确目标。而嘉靖年间中国海商却被官府视为违禁作乱而加以武力镇压。在同一时代,干同西方商人一样的事情,但他们的生存环境却与外商不可同日而语。

对海商集团的历史误会

从今天所能见到的关于徽州海商的史料,无不受了时代的局限性,因为当时代表封建统治者的作者站在正统的防倭禁海的指导思想下撰写历史,所以着眼点在于描述海商破坏性的一面,以及官府剿抚的经过。一些徽州海商被描绘为一无是处、十恶不赦的倭寇。不说嘉靖年间被镇压的徽州海商们没有申辩权,就是历史遗留下他们的上疏状,是否经过当权者的删改,也很难说。但就是那上疏中,他们反复要求的也只是“通关纳税”和“求通市”,以今天的评判标准来看,本也没有什么过错。

再说当时所谓倭夷,情况也十分复杂,其中有日本、朝鲜、彭亨、暹罗、葡萄牙等国的海商,以及被海商雇佣充当保镖的暴徒。从嘉靖年间徽州海商人员的构成看,也是比较复杂的带有国际性的群体。但当时东来的葡、西、荷等国商业公司,其人员的组成也并非纯粹是一国人,因商业失利而攻城掠地、杀人越货,是古代海商的惯例,所以徽州海商集团当也不例外。他们这种破坏性当然应该谴责,历史记载也很是充分。然而,徽州海商的商业活动带动了经济繁荣的积极一面,却更多的被当时文案记录省略了。

依据上海师大唐力行教授的观点,他将徽州海商分为三个层次,即往来贩运于海上者为核心商人;陆上的行商为中介层次;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当地的手工业作坊主为其外围层次。而侨居海外各地的华人也是这一商业网络的另一头,无论是南洋还是西洋,在华人社区中,因属共同的华文化之故,自然成为徽州海商的海外一头,徽商正是通过这一网络才敢回应这场海洋挑战。而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叶显恩提出,我们在看到海盗对沿海的破坏性同时,也应该看到是海上贸易促进了沿海商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以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人阶级”出现;从事海洋贸易的海商,是导致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种专业商人。徽商善于抓住明代中叶海洋贸易带来的机遇,全面参与,并海陆相结合地建立起商业网络,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和运河沿岸极力推进商业化和城市化。沿着水陆交通线建立商业网络和开辟商业殖民地,没有大规模的商业,没有海洋贸易,是制造不出商业性的大中城市来的,而“无徽不成镇”正说明了徽商尤其是海商所起的作用。有专家认为,江南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在明代中叶也即嘉靖和万历时期,更认为是嘉靖中后期,而这时正是所谓“嘉靖倭难”时期,就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等沿海地区,首次突破国界,较大规模地参与了东南亚、日本、乃至葡萄牙、西班牙等东来西方殖民国家的海上贸易,带有世界性经济的交流,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中国回应“挑战海洋”失败的反思

明王朝建立以后,实行海禁政策,既不准中国人私自出海经商,也不准外国的私商前来贸易,只维持传统的朝贡形式。但是事实上,在东南沿海,私自“下海通番”之举就没有禁绝过,而且愈演愈烈,从个体、小股走私,逐渐趋向集体化、组织化,让官方哭笑不得的是“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所以可以想见,如果明代政府能顺应时势,开放海禁,将我国海上贸易逐步规范,那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从中国历史看,由于海洋经济重要性的显现较农耕经济为晚,所以致力于反映大陆性特点的农耕经济和官僚政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正宗,而对海上贸易的研究,却往往被忽略了。尤其16世纪,由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揭开的海洋时代,西方商业殖民者东来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徽州海商集团的被镇压所产生的后果等等问题,本与徽商的演进、繁盛,与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变迁,紧密相联系,却在学术界中同样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海洋的开禁关系着沿海居民的生计,也反映了朝内“禁”和“开”之间的派别斗争。在刚揭开序幕的世界海洋时代之驱动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出现向海洋经济的转型,他们以海为田,贫者靠此度日,富者以此积财。然而当禁海派占上风,派浙江巡抚朱纨予以镇压的同时,却也切断了沿海人民的生计,触犯了沿海官宦势要之家的利益。浙江沿海的官宦势要集团通过开放派的朝廷要人予以弹劾,迫使朱纨服毒自杀。此后驰禁派得势,海禁松驰。由此也可看出在明代中后期,围绕着东南沿海的驰禁,始终就有不同的分歧,而徽州海商集团所扮演的却是时代的悲剧角色。

徽州海商集团被摧残所造成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使徽商向海外开拓商业殖民地的尝试夭折了。此后海上贸易虽然仍有徽商的身影,但已经看不到徽商在海上贸易的雄姿。他们惟有或充当沿海的口岸商人,或经营与海洋有关的茶叶等出口商品的贸易,而与此同时中国也失去了海上贸易大国的资格。

16世纪的徽州海商集团事件始终为学术界所关注。著名史学家谢国桢早就指出:“徽商以扬州、苏州、杭州为经商主要地点,而足迹遍及全国,并至海外贸易。明嘉靖时‘倭寇’之乱,与徽商极有关系。”已故的戴裔煊教授也早在《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书中对倭寇海盗的起因和性质作了辨析,首次想为徽州海商正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徽学家叶显恩则以为,以今日的眼光加以审视徽州海商,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除掉“寇盗”的帽子,还他们一个海商之名呢?而李伯重、范金民先生是多年致力于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正是所谓海盗盛行的年代,却也正是江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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