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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乱中逃亡日本的徽商

时间:2011-08-11 17:32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王振忠 点击:

域外汉籍及与中国相关的其他史料,可以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丰富的佐证。数年前在日本,我曾留意收集此类资料,也复印过东瀛学者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和《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中的部分旅行调查,对于其中的不少生动描绘颇感兴趣。近读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所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版)一书,对于此类史料的价值,更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它再次提醒我们,研究明清以来中国的商业及文化活动,应当置诸整个东亚贸易的背景中去考察。

“千岁丸”是江户幕府自十七世纪形成锁国体制后首次派往中国的一艘船,同治元年(1862年)夏,当这艘载着日本使节的船从长崎抵达上海时,正值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混战犹酣之际。善于收集情报的日本人通过笔谈,向中国人了解“西土”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及文化风俗。在与日人有过从的诸多中国人中,一位名叫“汪春?”的人引起了我的兴趣。根据日比野辉宽的《没鼻笔谈》,作者曾向他探听被太平军占据的州县之详情,对此,春?为之一一具述。后者提及了当时备受战争蹂躏的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婺源之下注明是“弟之生处”———这说明汪春?应是徽州婺源人。

战乱前的徽商

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大批的徽州人迁居江南各地。在苏州、杭州和上海等地的程、汪等姓商人,绝大部分祖籍都是徽州。如乾隆年间从事长崎贸易将近二十年的汪鹏,就是来自杭州的徽商。他所著的《袖海篇》(其节本一作《日本碎语》),对于江户日本的“锁国之窗”———长崎,有着极为细致而生动的状摹。当时,苏州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铜务。受政府特许,每年都有徽商及其他一些商人扬帆东去,前往日本采办洋铜。在长年的中日贸易中,他们既从日本运回了条铜、昆布(即海带)、海参、鲍鱼、鱼翅和漆器等,又将中国的丝绸、药材、糖货及书籍字画等源源不断地运销日本。在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使中国的“国粹”之一———造假很快地声名远播。

自明代中叶以来,江南各地的古董鉴藏之风愈煽愈炽,一些徽商不惜重金,大批收购古玩字画,即使是赝品亦在所不惜。以往,一般都认为,这是暴发户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其实,倘若我们从整个东亚贸易的背景来看,对于徽商而言,即使是古董赝品也仍然具有厚利可图。根据清人钱泳的讲述,苏州一带充斥着假造的书画法帖(俗称“充头货”),其中有不少便销往日本市场。

战乱中的徽商

据“千岁丸”上的日本人探听到的消息,当时避乱来沪的难民大多源自苏州,“约有十余万人”。前述的汪春?虽然人在上海,但他原先的活动地域主要是在苏州。根据其人的讲述,他的朋友谢炳曾作《金陵摭谈》,详细述及“长毛之事”。而他自己的一个仆人也被“长毛贼抓去过”,后来侥幸脱逃抵沪。这些片断的描述均说明,苏州在咸同兵燹中备受冲击,许多侨寓吴门的徽商都被波及。这在不少笔记、族谱中,也留下了相关的记载。如《庚申殉难日记》(“耕荫丛刊”之一,苏州华兴印书局印,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就记载,徽商汪德门一家“遭洪杨之乱,阖门殉难者有八口之多,伤心惨目”。而祖籍徽州歙县大阜的潘钟瑞之《苏台糜鹿记》,也记载了庚申兵燹中苏州绅商困苦颠连的惨状(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五册)。另外,根据族谱,徽商程氏原先在苏州虎丘一带建有“二夫子祠”,咸丰兵燹之中被毁,“各派裔孙散居他处”,转徙流离,死伤殆半。其中有部分徽商家族成员,藉着中日贸易中形成的人际网络而逃之夭夭。

逃亡日本的徽商

根据《上海杂记》的记载,有一位景仰日本的中国秀才曾对纳富介次郎说起:“现在有不少难民去了贵国的长崎,古时也有这样的事……”。对于“古时”的例子(如明末清初的陈元?、朱舜水等),不少人可能都已耳熟能详;但这句话中的“现在”,其实亦并非空穴来风。从日方史料来看,兵戈扰攘之际,先前从事海外贸易的一些徽商,显然因便得以携家挈眷逃往日本。日人荒濑桑阳《崎阳谈丛》,曾说唐人(即中国人)避“天德之乱”扶老携幼到长崎者约有千人。所谓天德之乱,实际上指的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动乱。因为在日本的“江户军谈”中,多有将太平天国运动描绘成一场“明清战争”,有的甚至绘声绘色地杜撰出明代唐王后裔发起复兴明朝的大业,所建年号曰“天德”,故有“天德之乱”之说。上述这批逃往日本的中国人中,主要便来自苏州。对此,日人小栗宪一所著《丰绘画史》亦载:“清国毛贼之乱,吴中人遁逃,舶来于长崎者不少,多携带古书画,售以取给。”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廿五日,来自苏州的徽商程稼堂家族成员及仆人共计十二人,乘美国蒸汽船到达长崎,得到长崎奉行冈部骏河的允许上陆并入了唐馆(唐人会馆)。程稼堂长期从事中日贸易,是十二家船主之一,同时亦为长崎三江帮(“三江”指江南、江西和浙江,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的主持人,应是席丰履厚的徽商钜子。

正是由于江南与日本有着长久的经济联系及文化交流,所以当日比野辉宽问起在战火纷攘的中国何处最为安全时,汪春?竟回答说,除了广东、四川和云南没有“长毛和捻匪”之外,还有“最安逸”的“东洋”,并说自己“有五家亲友,皆于去年搬去”。对此,日本人进一步追问:“东洋属何州?”春?答曰:“东洋有唐人会馆,我国贸易者甚多,英国人亦去,想是地名也,弟未曾到过。”可见,此处的“东洋”指的便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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