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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兴衰史:“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时间:2007-09-14 19:37来源:网络 作者:安史 点击: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他们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清朝乾隆时,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绩溪商人周泰邦在苏州周庄创设商业,带动了该镇的繁荣。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扬州瘦西湖有一座砖砌三层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园的喇嘛塔,相传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六万石,捐麦四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三百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当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胡雪岩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钱庄当学徒出身的他办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岩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势。他二十岁时遇见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叫王有龄,缺少进京的盘缠和做官的“本钱”。胡雪岩虽然和他并不相熟,却立即私下借用了钱庄的五百两银子给他。胡雪岩因此失业,但做官后的王有龄感其恩德,视其为生死之交。得势的胡雪岩利用王有龄在官场上的发达,开设了钱庄、当铺、药铺,经营丝、茶,迅速暴富。结交王有龄还使胡雪岩的钱庄代理浙江省的藩库,这样国家的财产就成了他的周转资金。1861年当太平军与杭州清军激战时,他组织一批人从上海采集军火和粮食运往杭州支援清军。1862年他协助左宗棠与法国人联组“常捷军”,1866年又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并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事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
  1847年胡雪岩筹建杭州胡庆余堂时,选择精通业务的经理。他测试过三个候选人:第一个精通算计,认为开办药店的目的当然是赚钱,成为经理之后,可以每年赚白银十万两。胡雪岩听后一笑谢绝。第二位主张头两年少赚,以后再赚大钱,胡雪岩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当时松江县余天成药号经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庆余堂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药店,就要敢于首先亏本三年,等牌子响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岩认为深得我心,当场决定聘用他。为了打响药店的牌子,胡雪岩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请来著名的中医,一起收集研究中医的古代验方。对这些中医,胡雪岩待为上宾,从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时间和资金。一旦他们为药店研制出一种新药,就给予优厚的报酬。在胡庆余堂的店规中,有一种“功劳股”,就是从企业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奖给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这种红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获得者去世为止,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这种宗族伦理的物化。在这种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风“益向文雅”。胡适曾经把徽商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与这种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们不辞劳苦,打破传统安土重迁观念,“无远弗届”,“走死地如骛”,乃至“数年不归”。从前徽州人送子外出习商当学徒,都要叮嘱儿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剧《对课》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唱着要买“游子思亲一钱七”(药谜),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则随即揭开谜底,曰:“有道是游子思亲当回乡(茴香)”。显然,“茴香”的谐音也就是“回乡”,在徽州亦即失业的代名词。徽州人什么买卖都做,唯有两样东西最为忌讳: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萝卜”是因其谐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不过徽商也并非一味讲究人情,他们注意用契约的方式来限定这种人情的关系,所以徽州地区留下的契约文书特别多。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首倡。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二十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其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从而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这也促成了它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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