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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时间:2007-08-30 01:47来源:网络 作者:安史 点击:
中国称儒商,实际上始于徽商。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后商,或后儒先商,总之是商儒结合,才有了儒商之称。

但儒商并不等于徽商,儒商也不限于徽商,徽商也不都是儒商。徽商是地方区域之名,儒商却属事物性质之论。然而,是徽商创造了儒商,并形成儒商精神,融入传统文化之中。

一、明代徽商的崛起1

中国的儒商现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才被定为一尊。此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融合与会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成为官方哲学。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业儒,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于是,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
自汉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将、儒相、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官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江淹《孙x墓铭》赞扬他“体兼迁、云,学备儒史”。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联翩出儒将,岂惟十朱轮。”刘因《张燕公读书堂》也说:“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促。”洪迈《夷坚甲志》也提到:“有祁人谢与权,世为儒医。”这期间,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佩文韵府》中未收此辞条,《辞源》《辞海》中也未曾收录。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长期以来坚持以“足食之本在农”、地方官“以劝农为职”,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也就难以载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1]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2]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方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3]。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4]。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5]。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6]。可见,徽人经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长期的经商,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确立经营方向,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其东北达于金陵、扬州等商业、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其西与瓷都 景德镇接壤,闽赣各地的茶叶、木材及瓷器,取给都很便利。其东连接苏、杭太湖流域,纺织、丝绸极为发达。江南一带的粮食、棉花、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销往全国各地。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经营范围广及丝绸、棉花、染料、棉布、粮食、木材、食盐、铁器等多方面,而以“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7]。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嘉兴县志》有载:“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自润”[8]。明《神宗实录》亦载:“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9]不仅如比,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开铁矿、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载。如徽商朱天泽“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10]。徽商阮弼,“自芜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兹倍,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越、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11]。这些徽商,尽管远离故土,易地经商,却极善于经营之道,颇能运发心计。许仲元《梦异笔谈》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设益字号于吴闾,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失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行天下”[12]。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利用各种关系,谋求财利。万历年间,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付,贾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木,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13]。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之大贾,“藏镪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也”[14]。徽商与晋商,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贾而好儒,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

二、徽商好儒的文化渊源与现实体现2

徽商之好儒,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15]。著名的思想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徽州一地,秦属彰郡,汉属丹阳郡,建安十三年,孙权分属新都郡,晋属新安郡,隋开皇九年改置歙州,大业三年复为新安郡,唐武德年间置歙州府,宋宣和中始改为徽州,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朱熹先祖朱瑰于唐天*中奉歙州刺史陶雅命,领兵三千镇戍婺源,官制置茶院,子孙因家焉。历代繁衍,至九世而有朱熹。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也。朱熹两次回乡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朱子死后,先后有宋理宗追封信国公,绍定年间改封徽国公,淳*初诏从祀庙堂。宋度宗咸淳中诏赐婺源朱氏故居名“文公阙里”。明嘉靖间又诏婺源朱熹十一世孙朱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荫录勿绝”。清康熙、乾隆先后亲书“学达性天”,“道脉薪传”等匾赐歙县紫阳书院悬挂。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元代起,朱子之书列为科举必读之书,天下读书士子莫不朝夕诵读。而徽州人读朱子书,则又有更为深厚的桑梓之情,他们认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16]徽州人不仅读朱子之书,且世代敬奉朱子,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仅以婺源为例:宋以下600余年间,婺源中进士者554人,举人718人,留下了“三代四进士”、“一门十一进士”、“六部四尚书”等佳话。婺源学者著述收入四库全书的竟达170余部。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怪了。

徽商之好儒,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商过程中,二是因商富裕后。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的好儒表现于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讲求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不义之财不取也。儒家学者并不反对利,但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以公利为上。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甚而“舍生取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个道,便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原则,朱熹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17]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能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尤其是不趁人之危,以黑吃黑。《婺源县志》载:尝有一粤商贩珠宝适邑。途中听得担夫欲以商瞒税诉之官,遂将珠宝寄存于婺商店主汪源家。抵城后,担夫果诉于官。经查无着,担夫受妄言之罪。珠商亦不敢返取珠宝,仓卒远逃。至芙蓉五岭间,则汪源已在树下等候多时。粤商喜出望外,欲均分以酬,汪拒之,尽数归还。后有司旌表其义,反汪源地称为“还珠里”。据志载,徽人“家居为俭啬而务蓄积,女人尤号能俭。”然而在社会之公利面前,他们往往变俭啬为慷慨。明时,有婺源桃源乡人詹景端,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饶。时值岁歉,民饥饿,景端尽捐其米以济,活人无数,江右人勒石铭颂其德[18]。为了社会与人民的公利,徽商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

(二)讲求信、诚的商业道德。重然诺,守信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朱熹说:“诚包含有实理、诚悫两重意思”。“诚,实理也”、“诚是不欺妄底意思”,“亡诓欺诈不诚,信是个人所为之实。”[19]仁义礼智信“五性”之中 ,实有是仁,实有是义,实有是礼,实有是智,便是信。将诚信用于商业,便是要求经营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搞假冒伪劣,不行欺骗妄诞。此正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属守的基本原则。《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有谓徽州,“地杂瓯骆,性刚强,君子务为奇行高节,而羞不义。……冠冕之伦,多尚气节,矜取予,有唐风瞿瞿之意”。徽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信誉甚高,是与他们注意自己的形象,讲求职业道德分不开的。

(三)有较敏锐的商业眼光,善把握时机,收进售出以获得高利。商场如战场,能否准确及时地把握时机,得失只在几微之间。这其中一定的文化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徽人好读圣贤朱子书,文化素养较高,能够在风云多变的商场中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载徽州“山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明休宁程镇鲁始“举宗贤数十人,俱人持三百缗合从贾于吴兴新市。……久之,业**(217)起,十人皆不资”[20]。新安汪氏经营布匹,“十年富甲诸商”。徽商们财富之所以能迅速增长,“善识低昂时取予”的决策,便是成功的奥秘。

因商富裕后,徽人的好儒表现为富而儒化,对此,这里扼要阐述几点认识:

(一)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商人即使富有,政治地位仍然低下。历代科举还有规定,商人不能应试登第。到明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商人可以出钱买官捐官,商人子弟也能业儒为士,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商人或商人子弟进入官场,封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资本的代言人,在施政和执政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徽商在富裕之后,有的花数千、数万两银子去捐个八品至五品的官衔;有的培养子弟,业儒求仕。如休宁人金声,父贾于楚,以富称,乃精心教读儒书,得中崇祯元年进士,慷慨面陈时务,崇祯为之心动。

(二)为培养子弟业儒求仕,徽商注意振兴教育。他们有的捐田府学县学,有的创办书院、私塾、义学,延揽子弟,教授儒学,形成“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之盛况。《婺源县志》载:考川胡淀,建明经书院,延四方学者,自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历十年,学者盈千人。大畈汪绍,于居室之南辟义学四友堂,教授乡里子弟;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歙人吴之录,清时置义田,设义学以教养族人。

(三)济困扶危乐施公利。徽商经营于外,赚了钱,多乐于为公益事业助资,也能于急难中济困扶危。明代婺人朱腾远经商于楚,一次道经芝城,宿旅舍,闻有邻妇哭声达旦,询之,妇告夫因被诬下狱,非千金莫能救。腾远慷慨倾囊以赠。清时,有婺商胡正炬,乾隆九年洪水骤发,河中溺者甚多,正炬急起捐募救灾,使生者活之,死者葬之。俞履绥与继妻程氏一生乐善好施,皖北水灾,捐洋1500元;始兴修路,潮州风灾,各捐洋数百元;日本地震捐洋1500元,县内修路建桥,莫不乐为资助。民初,婺人因经商谋事外埠,有丧必运柩返乡,县人程述卿等首倡,各商埠会馆大力支持,募捐集资数千银元,建“以妥堂旅榇所”,使旅外殁者有返乡之费和停柩之所。

三、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3

徽商崛起于明清,衰落于清末,历时四五百年而走完了他们的历程。徽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所积淀于社会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徽商传统对于今天的社会来说,并非都是有用的东西,徽商遍布各地的祠堂及帮会组织,在当时也许发生过积极作用,今天却没有存在的价值。徽商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采用的种种不正当手段,在今天也毫无借鉴意义。徽商作为儒商的主体,它的精神价值是由徽州商人共同创造的,代表了他们的社会存在的本质力量和根本性特征的东西。具体而言,我以为有如下四方面:

(一)以信、诚为核心内容的商业道德。信是个人所为之实,就是讲信誉、守信用。孔子说:“君子言必信,信必果。”要求人们讲真话,办实事,答应了的事,签订了契约合同,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也要全力以赴,实施兑现。诚就是不欺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徽商的信、诚精神,对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值得弘扬。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法制经济,是建立在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法制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在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度里,它所遭受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法制观念的普遍低下。近几年,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商业欺骗手段花样百出,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之外,内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教化学说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在实施教化过程中,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这方面,徽商自觉地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把信、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无疑地为商业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弘扬信、诚的职业道德,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下正常的商业秩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

(二)要弘扬儒商精神,就要从历史上贾儒结合的模式中,悟出其在今天的表现形式,即造就新一代具有相当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技术造诣的商业工作者,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熟悉国情、熟悉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能正确地处理好商业工作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做好创造性的工作。韩国学者尹丝淳曾指出: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儒学理论中强调探究合理、实践伦理、重视理性,这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21]。西方一些著名学者认为,要想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求智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原理三者结合起来,挖掘民族内在的巨大潜力,解决并处理好初级阶段的种种弊端,这些都需要我们的商业工作者,公司、企业的领导者、管理者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三)弘扬儒商精神,就要学习徽商实践孔子“富而后教”的观念,注重人才投资,振兴教育事业。

(四)弘扬儒商精神,就要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已任的观念,发展慈善与公益事业,济困扶危,赈饥救灾。徽商的可贵之处,是他们的慈善与会益事业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乡里与亲友,而是全社会的。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观念的具体实践。

徽商创造了儒商精神,数百年来,儒商精神又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能忽视儒商精神留给后人的文化价值。

注释:
[1]《张文忠公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2]《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3][15]《四库全书》,史部265卷,《江南通志》,卷2。
[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9册引。
[5]林西仲:《挹奎楼选稿》,卷1,《劝当议》。
[6]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13,《白诽程翁八十寿序》。
[7]陈去病:《五石脂》。
[8]见《嘉兴县志》,卷32。
[9]见《神宗实录.万历》,卷434。
[10]《太函集》,卷47,《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11]同上,卷35,《明赐级阮公弼传》。
[12]《梦异笔谈》,卷3,《布利》。
[13]陈眉公:《各宫纪事》。
[14]《五杂俎》,卷4。
[16]清休宁《茗洲吴氏家典序》。
[17]《论语集注》,卷2。
[18]《婺源县志》。
[19]《朱子语类》,卷6。
[20]参见新版《婺源县志》,第29章,《风尚习俗》。
[21]尹丝淳:《儒教与社会发展》,《光明日报》,1994年9月19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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