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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兴盛与发展

时间:2008-05-21 20:49来源:大道博一管理论从 作者:刘伯山 点击:
    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帮,它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历史达六、七百年,其中鼎盛期领中国商界之风骚达三、四百年,影响至深至大。
    一、徽商的兴起
    徽商当年是被逼出来的。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所谓“即富者无可耕之田”;即使是有限的田地,也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的,是“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责红虾灿,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曰不过数亩,粪龚缉栉,视他郡家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之一。”本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赖以山林的山戍经济。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米”。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黄巢之乱”和“靖康南渡”连续两次的外地移民于徽州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尖锐,民众的生存空间更小。于是,徽人“非经营于四方,绝无治生之繁矣。”拓展生存空间,找寻徽州的再向外移民,就成了徽州人当时的当务之急。
    同时,又由于徽州本土的主体经济结构是山林经济,它本身是盈缺待补和不平衡的,如,徽州山出美材,而美材于林只为柴;境内多茶叶,但茶叶过多也只为草,因此需要输出去,通过商业贸易,方才能换取徽民的所需。于是为治生计,徽民们多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的一大治生之道。除一方面他们感慨自己“生在徽州”是“前世不休”外,另一方面,又总是毫不犹豫把自己在“十二、三岁”时“往外一丢”。“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徽人经商就这样千呼万唤要出来了。
    而正在徽民要外出经商之时,恰好又碰上了“靖康南渡”,宋王室偏安江南,迁都临安(今杭州),从而带来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向南转移,江南经济开始充分活跃。这一历史契机,被徽州人牢牢地把握住了。徽民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紧靠临安,有横贯徽州全境地的新安江水路直通临安的极大交通便利,极尽本土物产丰富、名产特产多的优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使徽商在南宋后全面崛起,走进历史大舞台,并获得极大的成功。至少是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拥有了如“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和“祝半州”等大商巨贾,造成影响。
    二、徽商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徽商从事的还只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本土盛产的茶、木、瓷土等物产输出去,以换取徽州所缺的粮布、盐等的互补贸易,经营方式上也主要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因而,在它崛起之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但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则是:
    经营行业上,是“其货无所不居”,以至于“倚顿之盐,乌得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家、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柴、贩脂之业,……多新安人也。”从事的行业有粮商、布商、丝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这四大行业。如盐业,正如明人汪道昆言:“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万历《歙志》更云:“邑中之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茶业,据《歙县会馆》载:“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据《续金陵琐事》载:“万历癸丑年(1613年),新都人(徽州人)开一茶坊于钞库存街,此从来未有之事,今开者数处。”木业,宋时,徽人就“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明以后,则不仅经营徽州本土木材,更是经营着全国各地的木材,并且成帮性更强。典当业,它兴于明代,全国各地都有,据《明神宗实录》记:“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清时扬州“库存无土著之为之,多新安并四方之人。”
    经营方式上,也不仅仅是过去一种走贩,还更有囤积、放债和垄断经营。走贩是利用商品在地理空间上的差价以牟利;囤积是利用商品在时间上的差价以牟利;放债则是直接地以钱生钱;垄断则是要充分占领和操纵市场,构建徽商帝国。对这几种方式,徽商把握的都十分全面和娴熟,从而达到"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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