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个阶段环环相扣，构成了南宋以后徽州学术文化生生不息的发展脉络。从延续性中见阶段性，由阶段性中体现延续性，二者达到了有机的统一。此为徽州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之一。

 

二、兼容性与独立性的统一

 

所谓兼容性，是指徽州学术文化的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其它学派、其它区域的学术文化以及儒学之外的其它思想；而独立性则指徽州学术文化在各个时期都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兼容而又保持独立，这是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又一显著区域表征。

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对于其它学派、其它区域的学术文化以及儒学之外的其它思想的兼容，贯穿于它的各个发展时期，而兼容的内容，举其荦荦大者，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道教思想的吸收。徽州学术文化的繁盛，与宋代（主要是南宋）新儒学的兴起是同步的。宋代新儒学在兴起、发展过程中，受道教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被新儒学代表人物如周敦颐等人津津乐道且据以阐述其思想的先天图、河图洛书、太极图，其传授均出自道教。周敦颐所著被奉为新儒学经典的《太极图·易说》，道教的印痕尤其显著。“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的天根、月窟之说，亦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邵氏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以及《皇极经世书》谈到的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等学说，均羼杂了道教的观念。^[22] 与新儒学发展同步、其实也是新儒学之组成部分的徽州学术文化，同样吸收了道教的思想。比如徽州学术文化的“开山”朱熹，早年曾问学于庐山道士虚谷子刘烈，研读刘氏所著《还丹百篇》，并切磋《易》学。^[23] 据朱熹文集所载，与朱熹往来之道士，有十数人。这一数字，较之朱熹之前的周敦颐、张载、二程，同时的陆九渊，以及后来的王阳明为多。^[24] 《朱子语类》谓，朱熹早年“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词、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25]表明朱熹受道教影响甚深。蔡方鹿先生在《朱熹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朱熹“吸取道教、道家的道本论哲学，以弥补儒学体系之不足……朱熹借鉴道教之图，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为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服务。并考释道书《周易参同契》和《阴符经》，除探讨道教之修炼术，以修养身心外，在其《阴符经考异》里，探讨并肯定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论”。^[26] 此说考察了朱熹接纳道教思想的几个方面，甚是。接纳了道教思想的朱子之学，此后成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之一部分，相传不绝。

朱熹之外，徽州学者中受道教影响者，并不在少数。其中休宁程大昌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从有关资料来看，程大昌学术思想的内核，是儒家的理论和学说。但在程氏的学术思想中，也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其一，程大昌关于宇宙生成论和万物化生的观点，直接由道家的宇宙生成观脱胎而来。他在《易原》一书中阐扬的宇宙以及万物生成模式，正是老子宇宙生成论图式的翻版。^[27] 其二，程大昌在政治论中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尽管程氏赋予“无为”以新的含义，将“无为”与“有为”有机地统一在其政治论中，然而我们从中仍能发现道家政治学说留下的印记。^[28]以朱熹、程大昌为代表的徽州学术文化人物之言行与主张，表明徽州学术文化对道教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兼容。

其次是对佛教思想的吸纳。徽州学术文化中，佛教思想的印记一如道教般深刻。仍以朱熹为例：据《朱子语类》载，朱熹曾自言：“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复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29] 在《答汪尚书》中亦曾表白：“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30] 佛教史籍记载，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赴临安应考进士，箧笥中带了一本宗杲的《大慧语录》，^[31] 试吏部时用禅理解释《易》、《论语》、《孟子》之义，结果高中进士。不少研究者指出，朱熹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华严宗的印迹，他的《中庸章句》的《序说》，实际上脱胎于华严宗的理事说。因朱子之学在徽州学术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故朱熹学说中所兼容的佛教思想，亦成为徽州学术文化重要的因子世代相传。朱熹之外，徽州学术文化代表人物中，还有不少学者与佛教渊源甚深。比如休宁人汪莘（字叔耕）“自幼不羁，浸长，卓荦有大志，不肯降意场屋声病之文，乃退安丘圜，读易自广。韬钤之书、释老之典，靡不究习”，^[32] 对佛教典籍也有深入研究；歙县人鲍元康“自经籍外，诸史诸子以及山经地志、歧黄医书、孙吴兵法、道藏佛典无所不究”^[33] ，等等。寻检徽州学术文化代表人物的著述，其中多有与名僧往来唱和之作；揆之传记资料，亦多见与僧人的交游之迹。徽州学术文化受佛教影响，换句话说，它对佛教思想的吸纳，乃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