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学术文化在上述诸方面对于其它学派、其它区域的学术文化以及儒学之外的其它思想的吸收，体现了其兼容性。在兼容的同时，徽州学术文化依然保持了它的独立性。

蔡方鹿先生在《朱熹与中国文化》中说：“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既排斥，又融合，逐步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这为宋代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但作为理学思潮产生的背景的三教融合，并不是三者简单结合，混然杂处，而是以儒家的伦理学说为本位，吸取佛教的思辨哲学及道教的本道论、道法自然的思想，三者有机地结合，从而形成新儒学的思想体系。”^[48] 这是指新儒学的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徽州学术文化在吸收诸种思想来源时，亦体现了自己的独立特色。比如，徽州学术文化吸收了佛、道思想，这在上文中已有阐述；但它并未被佛、道之说所左右，相反，为保持儒学之传统，徽州学术文化代表人物对佛、道还在形式上采取了极力抵排的态度。朱熹曾说：“圣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无不求于此，故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者。释氏非不见性，及到作用处，则曰无所不可为，故弃君背父无所不至者，由其性与用不相管也。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49] 类此言论，在《朱子语类》中多处出现。朱熹在上孝宗书中，称老子、释氏之书“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50] 认为佛老“不足事”。^[51] 朱熹之外，程大昌号称一生不与“缁黄方技之士”打交道；^[52] 江润身认为佛教虽然劝人为善，本来与儒无相悖处，但它提倡“燃香诵经”即能“涤阴慝”的修为方法，实在没有道理；^[53] 明代程敏政极言“释、老二氏同祸天下”，主张攘道排佛，^[54] 等等。这说明徽州学者在兼容其它学说时，是有尺度的。对待儒学其它各派思想，徽州学者亦持同样的态度。比如，徽州学者中，有心学背景或主张和会朱陆者，一般受心学思想影响较多，或者说他们的学术思想中，或多或少具有心学的成分；但其中大多数人能够立足徽州学术文化的基本立场，在和会朱陆过程中表现出“右朱”的学术倾向。郑玉、赵汸、程敏政等一批学者，皆如此焉。总观徽州学者，如吴儆、汪浚等人“诸子百家天官裨说，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圣人之经”、^[55] “诸子百家，亦各究其原委，而以程朱为宗主”，^[56] 既兼容诸家各派思想，又保持学术立场者，非常普遍。它反映了徽州学术文化兼容性和独立性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三、学术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学术性是指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就其研究对象来说，是一个研究宇宙、人生和社会以及各专门之学的学术体系，而社会性则指该学术体系在徽州区域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应用性。二者紧密结合，有机地统一于徽州各历史发展时期。

徽州学术文化所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笔者据《四库全书》这部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之作大成的丛书，检录到其中徽州学者重要著述共计210种。从其代表人物的重要著作来看，210种书目涵盖了四部各大门类，尽管这些书目远非徽州传统学术文化著述的全部，特别是乾隆以后至道光间徽派朴学的大量著述不在其列，但从该书目中已可见徽州学术文化著作涉及面之广。若究其具体内容，则涉及了宇宙、人生、社会和中国传统的一些专门之学。这里，大量的经部《易》类著述描述了宇宙生成的基本模式和五行相生相克的朴素辨证原理，关注宇宙之“本根”（宇宙的根源）、“大化”（宇宙演化的历程）以及“物象”（事物之一般要素及其关系）。《书》类著述多注重上古历史和地理。礼类、春秋类、孝经类和四书类，大多讨论历史、典章制度以及人生和社会问题。经部乐类、小学类以及子部，更多考察的是专门之学问。而集部涉及内容更广，举凡政治、经济、文史、典章制度、社会诸象，均有涉焉。无论徽州学术文化所关注的问题如何宽泛，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这些都是学术性和理论性极强的问题。因之，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具有鲜明的学术性。

不过，尽管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具有强烈的学术性和理论性，但徽州学者始终力求将学术推向广阔的社会领域。因此，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在徽州区域内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应用性，从而体现了它的社会性。

徽州学术文化对徽州社会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以笔者的理解，南宋以后的徽州社会有三大最突出的现象，一是聚族而居及其严密的宗法制度盛行，二是以“贾而好儒”著称的徽商崛起，三是节烈之风盛行。这三大现象的出现，无不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密切相关。

清代徽州籍著名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57] 这里描述的是徽州作为宗族社会所体现的一系列突出特征和风尚。笔者认为，这一重要现象的出现，应该归结于朱熹及其创导的徽州学术文化长期的作用。此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徽州学术文化所倡导的伦理观，是徽州宗族制订族规和祖训的理论依据。朱熹以及徽州学术文化其他代表人物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人伦思想和文化，在人伦观方面强调建立适合中国宗法等级制的、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人伦思想和人伦规范。其人伦观内容涉及夫妇之伦、父子之伦、君臣之伦、长幼之伦、朋友之伦等方面，而核心主张则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和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徽州宗族以其为理论指导，制订洁祠堂、修坟墓、孝父母、序长幼、别夫妇、供贡赋、临亲丧、睦族里等族规，其中具体贯彻了朱熹以及徽州其他学者一贯倡导的伦理思想和规范。二是朱熹的《文公家礼》以及新安理学家的有关礼学著作，是徽州宗族活动的指南性经典。《文公家礼》系朱熹最重要的礼学著述之一，^[58] 该书“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59] 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徽州宗族在其族规、家训中明确规定必须按照朱熹的《家礼》开展宗族活动。如绩溪上庄明经胡氏《新定祠规二十四条》强调∶“凡祭祀，……一切仪节，谨遵朱子《家礼》”，^[60] 歙县潭渡黄氏《祠规》中要求族众“元旦谒祖、团拜及春秋二祭，悉遵朱子《家礼》”，^[61] 等等。此类规定，在现存的徽州家谱、族谱中处处可见。三是绝大部分的徽州学术文化代表人物热心于宗族活动，成为徽州发展为宗族社会的有力推动者。他们或以身作则，带头为各自宗族和里社提供物质支持；或积极组织和参加祭祀、修谱、联谊等各种宗族活动，为维系徽州宗族社会尽心尽力。^[62] 总的来看，徽州学术文化与徽州宗族社会的形成，有着因果的关系。正如《休宁县志》称：“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抔也而千年永守，一系也而千派莫紊，率皆通都名郡所不能有，此岂非谈道讲学，沐浴紫阳之遗泽欤？”^[63] 就是说，徽州宗族社会诸种现象的出现，乃是受到了朱熹及其创导的徽州学术文化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