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商人结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松散型的商人集团。该商帮最大特色之一，是形成了“儒道”经营理念，即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作为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所形成并持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经营之道，徽商“儒道”经营理念对商帮经营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同时也是徽商得以执明清商界 “牛耳” 三百余年的秘诀之一。就具体内容看，徽商“儒道”经营理念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诚待人，崇尚信义”的经营原则，二是“以义为利，义中取利”的经营之道，三是“广置田地，睦族敬宗”的价值取向，四是“治生为先，泽润亲友”的经营目的。^[64] 徽商“儒道”经营理念及其具体内容的出现，深受徽州学术文化之影响。比如，“诚”与“信”本是儒家思想体系中二个重要的范畴，徽州学术文化在继承传统儒学并将其改造为新儒学的过程中，对“诚”、“信”从为学之道和道德规范角度作进一步发挥。朱熹言“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65] 休宁学者程大昌在《考古编》中提出了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是“极乎高明博厚”，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方法则是“不息而久”的“至诚”；^[66] 程敏政则有“大哉诚乎，原于天性，于人亘万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准。人伦舍是则无自而明，风俗舍是则无自而厚，养民舍是则无所恃而臻于富庶，御夷舍是则无所恃而致其咸宾。盖天下之理虽众，求其操之约、制之广，莫有过于诚之一言者”之谓，^[67] 将诚视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宝。徽州商人从小生活在儒风盛行的徽州，他们中的不少人或“先儒后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于徽州学术文化长期宣扬的思想和观念甚为熟悉。其“以诚待人，崇尚信义”的经营原则，明显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关于“义”与“利”，徽州学术文化秉承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受此影响，徽州商人极重“义利之辨”，并且打出了“以义为利，义中取利”的旗号，以之作为经营之道。还有其“睦族敬宗”的价值取向和“泽润亲友”的经营目的，也是受徽州学术文化一贯宣扬的宗法思想和孝悌思想的影响。总之，徽州学术文化予徽商的影响显著而深刻。

节烈之风盛行是徽州南宋以后又一突出的社会现象。笔者认为，其表现主要在二个方面，一是徽州学者在朝代更迭、社会变迁过程中，多崇尚节义；二是徽州女性多追求贞烈。前者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许月卿。许氏（字太空，后字宋士，时人称山屋先生。婺源人）系南宋淳祐甲辰（1244年）进士，曾先后任南宋濠州司户参军、临安府学教授等职，对朝廷政治得失，屡有建言。后元军下新安，月卿“深居一室，……不言五年而卒”。^[68]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新安之学，自山屋（许月卿）一变而为风节。”^[69] 许氏之后，注重政治大节的徽州学者代不乏人，其中屡有以风节著称者。后者如康熙《徽州府志》中说：“节妇烈女，惟徽最多。”^[70] 甚而有人称：“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71] 徽州节烈之风盛行，究其原因，则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有莫大的关系。徽州学术文化的开山朱熹就“存天理、灭人欲”观点有过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并极力推崇北宋理学家程颐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观点，认为它是“天性人心不易之理”，^[72] 将从一而终、恪守贞节视为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朱熹倡导的节烈观念，也是其后直至戴震出现为止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基本思想。黄宗羲把许月卿之“风节”，归为“盖朱子平日刚毅之气，凛不可犯，则知斯为嫡传也”。^[73] 其实徽州节烈之风，亦莫不是朱熹及其开创的徽州学术文化所一向推波助澜的结果。正如民国《歙县志》中所说：“古歙为程朱发迹之区，礼让相先，人文蔚起，其间忠孝义烈，志不胜书，即闺媛困范中操凛冰霜，贤妣陶孟者，城市山区所在多有。”^[74] “忠孝义烈”之盛，缘于徽州是“程朱发迹之区”。需要指出的是，徽州社会的节烈之风，体现在当时男子身上的政治大节，自然无可厚非；而表现在女性身上的所谓“贞烈”，则另当别论。据史籍记载，徽州女性节烈之方式，或数十年守寡抚孤，矢志不二；或遭遇强暴，因羞自杀；或割股挖肝，创重身亡；或自残身体，求死殉夫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惨烈之极。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助长的这种鼓励轻生、扭曲人性、摧残妇女的风气，乃是封建糟粕，应予揭露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