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宋教仁有交情的革命学问家章太炎说他有宰相之望，“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这是书生之见，宋教仁的死和“度量”没有任何关系，既然他要走宪政民主这条路，已经掌握政权的袁世凯不容许这样的事实发生，那么他就只有被杀戮。消灭政敌的肉体生命是人类政治史上常见的丑恶现象，从来就是人类的耻辱。如果说“度量”，那是袁世凯没有度量，而不是宋教仁。

    当时在中国这块还没有经历过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的古老土地上，人民根本不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人权为何物。连陈其美、陈炯明这样的革命党人掌了权以后，也只知道用暴力来铲除异己，镇压不同的声音。什么宪法、什么人权、什么宽容离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太遥远了。在宋教仁遭暗杀之前，陈其美就用相同的方式结束了革命家陶成章的生命，执行暗杀的人后来成了民国的大总统，没有比这些血的事实更加惨痛的一幕幕了。我们为什么只谴责袁世凯不守规则、践踏人权？陈其美呢？陈炯明呢？———他早在民国元年就在广州对新闻记者大开杀戒了，比张作霖、张宗昌们要早得多。

    所以，旧军阀、旧官僚如袁世凯等固然是缺乏民主、人权思想，革命党人如陈其美、陈炯明们也未必有什么民主、人权的信念，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是20世纪那些血写的历史告诉我的事实。孙中山、黄兴一让总统、一辞留守，蔡锷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宋教仁追求宪政理想，不惜以身相殉……这些都是百年沧桑里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刘揆一、是胡瑛、是唐继尧、是蒋介石……他们才是中国的常数。

    重温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悲剧一再重演，一个不会总结教训的民族注定要被历史的潮流扔到北冰洋去。走近宋教仁，我们从殷红的血迹中并没有看见什么微茫的希望，我们看见的只是袁世凯美丽而残酷的微笑，看见孙中山冲冠的怒发，听见黄兴痛苦的号啕……俱往矣，一切轰轰烈烈、大喜大悲都已被万紫千红的世纪末的春天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