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淮右布衣”朱元璋削平与之并时起事的群豪，又推翻元廷统治，竖基称帝，建立了明朝。在夺取天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明开国君臣形成其有着自身特色的政治思想。

总结元亡教训，建立并巩固、完善新生政权，这是以朱元璋为核心的明开国君臣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朱元璋多次告诚大臣要以亡者为鉴，尤其要以元亡为殷鉴，认真总结其覆亡的教训。如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朱元璋要群臣“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刘基等人谈了各自的看法后，朱元璋说：元朝末年，“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以致覆灭。（1）同年十二月，朱元璋又要侍臣谈论“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之故”。侍臣们众说纷纭，元璋认为其所言皆未得要领。他认为：“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2）既然元之失天下与“委任权臣”有关，故而朱元璋为防大臣专权、蒙蔽国君而大大加强了君权。他取汉、唐、宋政制之善而去其弊，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及六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及府、州、县。为进一步加强君权专制，洪武十一年（1378年）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被诛，遂罢中书省，分其权于六部，由皇帝总揽；又以大都督府权太重，改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铨衡典·官制部》对此评曰：“圣祖见秦人弄权之祸而罢丞相，惩元人逞乱之辙而革中书省；吏部列于六部，所以防其自专之渐；五府参乎兵部，所以诏其相制之权；都察院与六卿为伍，振风纪也；大理寺与刑部制衡，重民命也；御史不属太宰、六科不列于他官，使得自达，而作其敢言之风也；至于尉、院、寺、监并列于内，都、布、按司错置于（外），府、州、县、卫分隶其间，文武相参，上下交制。盖遵《周官》之法而酌其宜，取汉、唐、宋之善而去其弊，可为万世法矣。”确实，明代王权支配社会的政制较历代完密，后为继起的清朝所沿袭。

被朱元璋倚为股肱之臣的刘基尝进言：“自元氏法度纵驰，上下相蒙，遂至于乱，今当维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元璋则谓：“夫经丧乱之民，思治如饥渴之望饮食。创残困苦之余，休养生息犹恐未苏，若更殴之以法令，譬以药疗疾而加以鸠，将欲救之，乃反害之。”并说其淮右起兵以来，见横罹锋镝者多，常恻然于怀，故思“今民丧乱，犹出膏火之中，非宽恤以惠养之，无以尽生息之道”。（3）朱、刘君臣看法似有不同，但实际上他们谈论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朱元璋讲的是“治民”，主张恤民、安民，刘基讲的则是“治官”，主张用重法整肃吏治。其实，一方面，曾写诗认为死里求生的元末人民是为争取自己生存权利而啸聚造反的刘基（4），在“治民”问题上自然与朱元璋恤民、安民的主张不会有二致；另一方面，刘基固然始终主张“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5），而朱元璋也一向认为元失在宽，为防重蹈覆辙，须行猛政：“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6）他对皇太孙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7）故史家称其“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8）。可见，在“治官”问题上他同刘基一样也是主张法用重典的。

需要指出，明开国君臣所强调并施用的严刑重典，打击的重点对象乃是贪赃枉法的官吏。元自世祖忽必烈统治后期开始，政治素质便日益下降，政治肌体亦随之败坏。腐败之风盛行于天下，自帝王而至各级官吏急遽地暴露出各种腐朽性。适至元末，官吏贪污，“有司承风，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这使国家机器运转失灵，统治危机不断加重，难怪叶子奇叹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9）宋濂曾通过总纂《元史》探究元亡的原因道：

    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驰，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10）

起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的朱元璋亦深知贪墨之吏害民，从而激起民众奋起抗争是导致元亡的重要原因，故其痛恨贪官污吏，要“以极刑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