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标志性著作。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红楼梦语言"得以整合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探讨。首先，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语言发生了整化的趋势；其次，作者对文学语言的追求是体大精深、千锤百炼和创造性的；其三，这部文学巨著的民族文化特征表明，它的语言至少受到丝绸文化、方言文化、奴婢文化、客厅文化、大众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红楼梦；语言学；词汇；共同语；文化特征
 

　　以一部作品成为一个时代语言总汇的作家，在世界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曹雪芹正属于人类文化史上这种为数不多的一代民族语言宗匠。他对中国民族语言所做的贡献，就像十四、十五世纪的但丁对于现代意大利语言，十六、十七世纪莎士比亚对于现代英语，十八、十九世纪普希金对于现代俄罗斯语言一样。唯其如此，对《红楼梦》进行语言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它涉及到语义学、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诸方面的问题，显然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自乾隆末年"红学"创立以来，即有学者留意于对《红楼梦》习语、典故的寻绎解释。但是这类注释把对典章故实、服饰、建筑等特殊词语的注解放在突出位置，忽视了对普通词语规律的总结，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在论著篇什浩繁的"红学"领域，语言研究有待精进。
　　一个人或一本著作所使用的词语的总汇，可以称作这个人或这本著作的词汇。《红楼梦》的语言所反映的庞大的词汇系统，一直到今天我们仍在说和写。曹雪芹忠实地记录和提炼了当时的标准语，又根据作品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共时的极富表现力的口语、方言词语和文言词语以及生动贴切的熟语等。这些词语汇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楼梦语言"。每个时代都有独具特色的词汇，十八世纪中国人那些带有特征的说话形式和词语都表露出时代风气的共性。《红楼梦》的书面语言在词汇规范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些词汇是历时人们在一定地域共同生活圈活动的产物。它雄辩地证明一个天才的语言大师在客观语言面前绝不是无能为力的，他必然注重对词汇使用状况和对词义动态的观察，把对非文学词汇的驯化发挥到最高境界。那么，《红楼梦》究竟诞生在怎样的生态环境里，促使"红楼梦语言"得到整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又是什么，本文试从词汇学的角度作一些不尽完善的叙述和探讨。
　　一、社会的统一使语言发生整化的趋势
　　康雍乾三代疆域广大，国家统一，商业资本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城镇的繁荣。刘献廷《广阳杂记》载道："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当时的政治城市北京，正像《红楼梦》第三回所描写的那样："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自非别处可比。"作为江南重要工商业城市的江宁，在《续板桥杂记》中也有这样的记叙："乾隆之世，利涉、武定二桥之间，茶寮酒肆东西林立。"当时商贾水陆交通直达金陵的有十几里，其繁华比"四聚"有过之而无不及。
　　1、政治经济的发展对共同语提出了要求。将真事隐去的《红楼梦》涉及社会背景之处不在少数。第二回出现了一个在都中古董行做贸易的商人冷子兴，第四回说到一个家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薛蟠，第二十四回引出一个开香料铺的商人卜世仁，第五十回讲薛宝琴的父亲在交趾和南海各地做过买卖。《红楼梦》人物有开当铺、钱庄、木店、茶叶铺、药铺的，还有搞金融投资的"桂花夏家"等。第十六回提到了造船业，赵嬷嬷说"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时候"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船，修理海塘……"，反映了苏州、扬州都设有官营造船厂。王熙凤也回忆道："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语言交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很难想象在政治、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人们能安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古就存在着"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乡邻便不同"的问题（莎彝尊《正音咀华·证乡谈法》）。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举过一例："吾乡本地乱弹，小丑始于吴朝、万打岔。其后张破头、张三冈，痘张二、郑士伦辈皆效之，然终止于土音侈谈，取悦于乡人而已，终不能通官话。"可见，乱弹表演形式的方言化对于外地人来说有如"对牛弹琴"。为了"宦游服贾，不至语言不同，致受蒙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