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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学片论

时间:2009-04-11 00:41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吴根友 点击:

一、现代思想家对戴震伦理学中自由思想之认同   

伴随着专制政治的解体,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戴震思想中所包含的近代思想因素也逐步被人们所认识。从20世纪初期开始,戴震伦理学中包含的自由精神就为现代进步思想家所认同。最早认同戴震等人自由思想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于1907-1911年在德国留学撰写《中国伦理学史》时就说道:“然如梨洲、东原、理初(即俞正燮——引者)诸家,则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之先声。”蔡先生还将戴震的伦理学与西洋的功利派的伦理学作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至东原而始以人之欲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为己之情之界,与西洋功利派之伦理学所谓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者同。”  

继蔡元培先生之后,梁启超在《戴东原哲学》一书中将戴震的哲学说成是“情感主义哲学”,并认为这种哲学对宋明理学的“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反动。而对其伦理学中具有的自由意志亦有明确的论述。在梁启超之后,系统研究戴震的现代思想家要数胡适。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一书虽然主要从科学主义的立场来研究戴震的伦理学,并没有明确地说戴震伦理学包含有自由意志的成份,但在把戴震的伦理学与西洋的功利学派的伦理学作比较时,还是间接地揭示了戴震伦理学有追求自由的倾向。如胡适说:戴氏的主张颇近于边沁(Bentham)、弥尔(J. S. Mill)一派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乐利主义的目的是要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戴氏也是主张:“‘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务。’‘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期已矣。”,(《胡适学术论文集·戴东原的哲学》,第1033页)而边沁、弥尔(今作密尔)等人功利主义派的伦理学恰恰是属于自由主义学派的,胡适看到戴震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学派的关系,实际上也算是看到了其伦理学追求自由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认识到戴震伦理学中包含自由精神的是周辅成先生。他在1956年写的长文——《戴震——十八世纪唯物主义思想家》以及1957年以相同的名字出版的著作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周先生认为,戴震所讲的“客观规则,并不妨害人类的自由。因为二者都是天性或自然规律在人身上的表现”。戴震既讲“命”之限制,又讲循“性”的自由发展以尽“才”,而对于性、命、才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戴震是这样来处理的,那就是让性、命、才三者同时俱进,使它们处在相反相成的关系之中。周先生说,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说,“性既是‘存乎材质所’自为,‘逞己而为’,则性的展开,是特殊性的展开,也是特殊展开的自由,这就指道德行为上‘自由’的意义;也合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唯物主义者如斯宾诺莎等所谓‘内在必然性即自由’的意义”。戴震所谓道德上的“善”的意义,就是从人这个“自由”中推演出来的。“善不是背叛‘命’而是循乎‘命’;这就指人类的意志自由是相对的”。“须知,人类的意志行为,如果是绝对自由,这其间决不能推演出善的意义。因为失去了公正评判的标准。任何人皆可自有一标准。反之,若人类意志行为,完全是被客观世界决定,人类自身无丝毫自由可言,那么,任何善行皆是客观世界的机械活动的结果,都是被动的,这样善与不善,不能区别,也等于否认善的存在。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本来已被荀子和王充都见到,但他们说得不详细。只有到了戴震他在相对的意志自由论的基础上,提出‘无失’和‘纯粹中正’为善的标准,才使这问题更得到发展”。“善乃是人的自由在循乎命定中所取得的成绩”。因为人有道德理性,有自由意志,他可以权衡轻重,因此,人的一切行为,必须自负其责,“他在必然中,可以充分自由,但也必须对于命、对于他人负完全的责任”。这是20世纪中国对戴震伦理学中的自由思想揭示得最为充分的观点。但是,周先生并没有把戴震伦理学中的自由精神看作是与宋明理学相区别的基本标志,亦未从分理与自由的关系上来论述戴震的自由观,即未从本体的角度来论述戴震伦理学中的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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