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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理与自由——戴震伦理学片论(5)

时间:2009-04-11 00:41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吴根友 点击:

戴震批评宋明理学不知“权”,把人的所有需求都统统称之为人欲:“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然后要用他们的所谓理来控制人欲。从表面上看,这一批评并未切中宋明理学的要害,因为朱熹明白地说过“饮食男女天理也”的话,因而戴震的批评未能切中宋明理学的“理欲之辨”的要害。其实不是这样的。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看,首先,戴震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批评在位的统治者,他只能通过理论的批判达到对现实批判的目的。其次,戴震所说的“欲”,除了“饱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的基本需求以外,更本质的含义乃是指人的,尤其是当时社会正在成长的市民阶层追求“美色美味”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真实历史内容即是新兴工商业阶层要求发展经济,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自由意志。如戴震说:“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也即是说,人的自由意志是人的有为的前提,也是人类社会规范、律令产生的前提。人类若没有了任何欲望,哪里有人的现实活动呢?而没有了人的有为行动,何以产生制约人的社会规范呢?合理的做法是:“君子使欲出于正而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历史上的大圣人治天下,“何一非为民谋其人欲之事!惟顺而道之,使归于善”。伦理规范存在的前提是人有自由意志,如果人无欲无为,如木石僵尸一般,又哪里还需要制约人的“天理”呢?因此,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人欲,而在于使人欲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使个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必要的限制之间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

戴震称当时“在上者”所坚持的宋明理学的“天理”,乃是“忍而杀人之具”,他们所坚持的“天理”其实是祸民之“理”。尽管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权力把自己所坚持的“理”美其名为“天理”、“公义”,但真正落实到社会之中则只能“祸其人”。因为他们是在“离人情欲求,使之忍而不顾之”的基础上来谈论所谓“理欲之辨”的问题,因而也就“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其为祸天下之人也就不可胜言了。

 (三)欲而不私

20世纪上半叶,前辈学者在谈到戴震的伦理学时,大多提到了其学说与西方19世纪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有相似之处,但却是语焉不详,仅仅是一笔带过。实际上,最能体现戴震伦理学与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派相似之处的是其“欲而不私”的命题。戴震承认,人在自然属性方面与禽兽有相同的一面,他说:“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又说:“一私于身,一及于身之所亲,皆仁之属也。私于身者,仁其身也;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心知之发乎自然有如是。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这实际上也含蓄地肯定了人有趋利避害、怀生畏死,以及自私的本能,与李贽所说的“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现”的观点相同。但与李贽所不同的是,戴震并没有就此停住,他认为人虽有私心以及趋利避害之心,但人之为人的特征乃在于人有理性,他可以超越这种本能的自私,从而做到遂己之欲,广之能遂天下之欲。这是戴震在自由理论方面比李贽更为圆通的地方。他为了补救人在“遂欲达情”过程中的缺陷,便提出了个人的欲望、情感满足的边界问题,那就是每个人的欲望、情感的满足是以他人的欲望、情感的满足为前提的,从而就从理论上弥补了李贽“各从所欲,各骋所好”的早期自由伦理学中隐含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缺陷。但如何使一般民众做到“遂己之欲而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而达人之情”呢?那就是通过理智的扩充,使普通的人们做到欲而不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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