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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商人与民众——试论陶澍淮北票盐改革(7)

时间:2009-04-18 22:09来源:中国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作者:倪玉平 点击:

肃清运盐道途之恶棍,是保证票盐得以顺利实行的又一关键。安东、清河、睢宁、邳州等处地界,均有地方恶棍私立盐关,索费包送,甚至公然抢劫。改行票盐后,民贩一经纳税,所运之盐即为官盐,故陶澍严饬地方官认真查拿,务使盐道通畅,匪徒敛迹。

由于成本降低,运道通畅,民贩乐以办运。如有多运,即融代江运之不足,弥补淮南盐务之全局。起初章程规定,须指定请运往州县,并于票内注明;如有越境即以私盐论。经过一年试行后,陶澍量为变通,重新规定,如票盐已经出卡,经委员加印验戳运行之后,因指定州县盐壅滞销,准许其呈明地方官后,转运他岸销售,只是仍不得越出实施票盐州县之界。

其四,加强缉私。“票盐之衰旺,全视缉私之宽严”。按章程,民贩买盐出场,必须由卡经过,候卡员查验有无中途添买夹带,然后才可运至指定引地。其卡隘设在距盐池百里内外水陆必经之地,海州房山系陆路要隘,大伊山、吴家集均为水陆要道,设此三卡,每卡由运司委员督查,各带书役一人,头役一人,散役八名,一年期满另委他人接办。又于沿周添十一处要隘,分派千总三员,把总四员,外委四员,兵二百七十名,不时巡缉。民贩过卡既经验明,其余经过州县各盐捕衙门,不得再加查验,以免扰累稽延。盐斤运到认销口岸,即赴当地衙门缴票,照票内如无卡员戳记,即系越漏,应照私盐律治罪①。为增强缉私效果,陶澍又规定,缉私人员薪工要以销盐为定,如果票盐溢销,按引酌赏;倘票盐迟滞缺销,即照现销引数摊扣。若半年后仍无起色,则官员记过,兵停俸禄,役则撤换。另外,如能查获私盐,则照价变价充赏;如在别处查获此处透私之盐,即将此处官兵分别参革治罪②。

加强对黄河两岸渡口船只的管理,是缉私的又一重要方面。私盐运销几乎均渡过黄河,黄河渡口本有定所,各河厅所辖多者五六处,少者二三处,其渡河船只多由河防官员管理,只要能将两岸渡口认真稽察,不许渡船载运私盐,则盐枭之盐可绝。因此,责成黄河北岸之邳北、宿北、桃北、外北、山安、海安,南岸之睢南、宿南、桃南、外南、海防、海埠等十二厅营督率文武汛官稽察。另外,陶澍还与直隶配合,严禁漕船盗卖芦盐,“以清粮船夹私之源”。并传令两淮盐务官员,“倘粮艘中有大伙带私者,即当一体兜拿”③。他还派文武大员于黄河南北及淮扬等处漕船必经之处,严密迎查,“即寓催趱于查缉之中”。通过严密堵缉,漕私渐少,“回空归次亦较前迅速”④。

清代的盐业流通领域,存在着政府、商人、民众这三大利益主体,互相制约与牵制。淮北票盐改革前,由于受到滞销、浮费、走私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政府、商人与民众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陶澍废除纲法,同时也将政府的利益置身于一种并不安全的市场化调节机制之中,只能随销售量的增长而增长。但由于它打破了官商的垄断,产运销各环节又控制的比较好,所以实际的盐销量确有增长,税收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民众也从这种市场竞争格局中得到了好处。简言之,陶澍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由散商取代总商,票引取代窝引;减轻浮费与手续,降低成本;加强缉私,打击税收外溢,重新平衡了政府、商人与民众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此时商人所涵盖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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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俞德渊、邹锡淳:《筹议设卡防私章程》,道光十二年。童濂编:《(增订)淮北票盐志略》卷五《设卡》。
②  对于加大官员缉私力度的考核,其意义不可低估。根据小偷和守卫的博弈模型(“激励的悖论”)可知,在守卫可以选择偷懒还是尽职的情况下,加大对小偷的惩罚力度对抑制偷窃只是在短期中有作用,长期中只是使守卫偷懒的机会增大而不会减少发生偷窃的概率,长期中真正能抑制偷窃的是加强对失职守卫的处罚而不是对小偷的处罚。如果把小偷和守卫博弈中的小偷理解为清代大规模存在的走私盐犯,把守卫理解成清代负责缉私的政府力量,那么此“激励的悖论”的意义就是,如果政府力量有松懈失职的可能性,那么只是加大对走私盐犯的惩罚力度只是在短期中对抑制走私有所作用,长期中不一定有效果,长期效果必须靠加强对相关执法部门的监督和失职行为的查处来保证。
③④  陶澍:  《再陈回空粮船未便任带芦盐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十五《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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