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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商人与民众——试论陶澍淮北票盐改革(8)

时间:2009-04-18 22:09来源:中国徽州税文化博物馆 作者:倪玉平 点击:

三、改革的阻力与成效

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权利和利益转移的再分配,即权利的重新界定。盐政改革实质上是税收的再分配,重新确立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分配格局,而民众通过消费来影响这种分配格局。正是通过这一博弈过程,政府、商人与民众之间的利益格局达到了新的均衡。在此过程中,各方的反映均值得注意。

“盐务官员向无赏罚,以致惟利是图,旷公玩误。”陶澍在加大缉私的同时,还严格奖惩。比如,“力肩奔走,不惑浮言”的龚照琪;“稽查卡局,相机经理”的谢元淮、孙玉树等;“巡缉奋勇”,拿获私盐十二余万斤,盐犯十数名的孙丰等。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场务更加整肃,贩运益见流通”,故陶澍为之上疏奏请,一一奖叙①。相反,对于办事不力者,陶澍亦毫不手软,严厉惩处。淮北海州运判单壮图,“讵该员因票盐无利于己,屡生异议,冀惑众心”,经陶澍严行驳斥,人心始定,商贩渐集。后双金闸开,河水充足,该运判竟不顾场务,自七月初五日离场,十四日到扬州,连旬逗留,屡经运司催饬不归,忽于八月初一日,“以患病请假”,大大损害了正常行票工作,闻讯后,陶澍当即将其撤参②。

推行票法之初,商人颇多观望。由于贩运途中之洪湖之南北两岸等地,向被地棍土豪盘踞;正阳临淮各关隘,胥役遇盐船过关,亦通常需索勒掯,“是以商贩怀疑观望”,行票不畅。为此,委员谢元淮、州判龚照琪、孙从九等人,各捐资本认运。尤其是龚照琪,身先士卒,亲自押运盐斤500引,带领散商随行,前往安徽之怀远、凤台、怀凤售卖,并选带壮役沿途弹压防护。他还于经过地方,“会同各该地方官剀切劝谕,招致殷商,使远近周知底细”③。

票盐使原来的总商垄断地位受到沉重打击,许多商人破产了。据记载,“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火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北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遍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但经陶澍改行票法后,总商地位一落千丈,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④。

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过程。由于特殊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他们纷起而攻之。按照陶澍的说法,淮北票盐系属创举,章程一切无可依仿,“当发令之初,物议横生,或言票盐有损于商,无益于官,或言引枭入场必为民害,或言坝扛失业,必滋事端,或言盐至中途,必被抢劫,或言充斥旁岸,必致亏课”⑤。对此,陶澍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他表示,浮议显系舞弊弁利之徒,因票引兼行,化枭为良,便于公而不利于己,“是以造作浮言,暗计阻挠”⑥。

行票废纲,总商被革,收入全裁,其郁闷之情可想而知。陶澍奏称,“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吹楚多端。兼闻扬人相头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⑦。《清史稿·食货志》亦称:“时窟穴盐利之官胥吏,举嚣然议其不便。”另外,他们还试图通过政治代言人来表达不满。比如御史周彦,指责票盐之法与场灶起征,名异而实同,认为“场灶起征利于私而不利于商;给票行盐,利于枭而不利于国”⑧。又如御史鲍文淳,为原来总商鲍有恒近族,鲍文淳未中进士时,常在扬州与盐商往来周旋,故在票法改革后,成为攻击陶澍的中坚,或称票法改革未有把握,或称淮北奏销未能如期,或称陶澍私刻奏章,处处加以掣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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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  《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道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两江总督陶澍折。
②  《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道光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两江总督陶澍折。
③  《委员官运倡导札》,童濂编:《(增订)淮北票盐志略》卷三《改道》,道光十二年六月。
④  黄钧宰:《金壶浪墨》卷一《纲盐改票》。
⑥  《通饬浮议阻挠札》,道光十二年六月,童濂编:《(增订)淮北票盐志略》卷四上《设局》。
⑦  《朱批奏折·财政类·盐务项》,胶片28,第2986—88页,两江总督陶澍(附上谕)折。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道光十二年十月初五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⑨  双方的论争,可参考《陶文毅公全集》之《盐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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