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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朱熹、戴震、胡适三者之间的关系

时间:2009-08-28 14:54来源:黄山市徽剧研究中心 作者:陈长文 点击: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些年来,徽学研究不仅在我们徽州“热浪滚滚”,就是世界各地,也已研风同盛,成为一门“显学”。我们徽州先后成立了戴震学术思想研究会、程朱理学研究会和胡适思想研究会(绩溪),并且年年有活动、岁岁有宏论,可谓成绩卓著,硕果累累。我有幸剔加了朱子、戴学的有关研讨活动,学习了不少知识。但也感到有点困惑,即:朱熹的学术思想和戴震的学术思想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往往开朱子会时不免要“扬朱抑戴”.而开戴研会时,又得“扬戴抑朱”。到底怎样来认识朱熹、戴震、胡适之间的关系?如何历史地、正确地评价这三位人物?我总觉得“设有准星”。今年,我读到了白盾先生的论文:《一个巨大的否定之杏定—从朱熹到戴震、胡适的徽州文化发展轨迹》,使我茅塞顿开。我初步认识到:这三位历史人物,均是我们徽州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的“顶尖级人物”,是徽州文化中的“三座高峰”,他们都代表了某一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思想。三人都是徽州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我们徽州能出这样三位文化巨匠,是徽州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研究并弘扬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振兴徽州文化的意义,也有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以至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意义。

那么,到底怎样来认识朱、戴、胡三者之间的关系呢?我个人有这样几点思考:

其一,他们三人不应是对立人物,就学术、思想文化而言,他们之间是“互相继承”和“开拓创新”的关系。继承是他们的“本”,创新是他们的“魂”。朱熹是正统的中华儒学,他以先秦孔盂的“仁学”—人本思想为本,吸收了汉代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又梳理、融化了魏晋时期道学、佛学思想的有益成分,在宋二程、张载“理先气后”思想的基础上,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华儒学的哲理化,使儒学回归到了中华传统文化主干的地位。他是对孔孟的继承,又是使之更具哲理化、规范化的创新。他的理学基本思想是“先理后气”,即:“天道流行,发育万物,有理而后有气”;又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来有父子便有父子之理”。进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上下尊卑等等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戴震最反对的是朱熹的“理、欲”观,他认为“气”是世界的根源,“气”生“理”,而不是“理”生“气”;“理”不是什么“得于天而具于”超然物外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只是具体事物的分理、条理、纹理等而已。因而他强烈地抨击了朱熹的“理欲”观,认为“存天理、灭人欲”已成为封建统治者剥夺普通百姓正常生存欲望的“忍而残杀之具”!喊出:“乱之本,鲜不成于上”,“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进而主张应“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实现“王道”、“仁政”。但是,戴震对朱子思想的反叛,也不是否定一切。他反理学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与“纯洁性”。他主张的“王道”、“仁政”、“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本身就是刘孑L孟思想的继承。又如在《答彭允初书》中,戴震对程朱杂取释、道、王、陆思想的批判,主张“以六经、孔孟之书,还之六经、孔孟;以陆、王、佛氏之旨,还之陆、王、佛氏”,也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与纯洁。这说明,戴震对理学的批判,确是开一代风气之先,其许多精辟论述,确实起到了石破天惊、震聋发聩的作用,正如梁启超所说:“是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但从维护儒学的正统与尊严这一点来说,他与程朱还是一脉相承的。再看胡适,他是现代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斐声海内外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大学问家。他一生著作宏丰,其学术思想对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考据学、教育学等诸多方面均有很大的建树与深远的影响。就其哲学思想来说,正如白盾先生所云:如果戴震的“反理学”已出现了对程朱之道的颠覆,那还是体制内的——戴震仍是立足于维护“孔孟之道”的前提下保卫它原旨的“纯洁性”,胡适的“全盘西化”,即“充分的世界化”的主张,不只颠覆了朱熹之学,而且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的“价值重估”,更有着天翻地覆的性质,具有体制外革命的意义。胡适哲学思想的基本点是“自由主义”、“实验主义”,他在引进西方科学、民主的同时,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将“新思潮”的意义归纳为“研究问题”、“输入理学”、“整理同故”、“再造文明”;他把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四步:一、病在什么地方;二、病怎样起;三、怎样用药;四、用药的功效。他用这种“社会改良”的方法,希望能出现一个“好政府”。在思想文化方面,他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在提倡白话文、创立新文学的同时,强调要“整理国故”,对孔孟以来的旧儒学进行“价值重估”,甚至认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正如他给其侄子子龄的一首诗所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孔教与国教》等著作,可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宣战书”,确实又开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新风。但是,他的这些思想与作为,也不是空穴来风,仍是与程朱、戴震思想有着继承关系的,他在否定旧思想、旧文化僵化的同时,对他们某些合理的成分,还是赞赏的。如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就赞言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又在二十年代初写成了《“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等,一直到他的晚年,还用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对《水经注》、《红楼梦》及朱子学说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与考证。因此,可以说,胡适既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一个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学者,恰如蒋介石赠给他的一副对子所云,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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