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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坎毁字事件的历史考究(4)

时间:2009-08-28 15:51来源:hzwh.com 作者:未知 点击:

复次,它是新型学校与传统乡绅的仕进之途断裂的反映。

有人认为:徽州人的人生追求是比较现实的,或儒、或商、或医、或艺、或农,皆能随时而变、随遇而安。其实,徽州人表面上从业的丰富性乃至动机上一定的偶然性,都无法掩盖骨子里根深蒂固的强烈的仕进愿望。许多人或幼始攻举业,直至中老年方如愿:如方回36岁才登第,汗莱37岁方成廪生,许同、凌廷堪38岁始中进士,朱升41岁中举,程瑶田九应乡试、45岁中举,程晋芳53岁中进士。据说乾隆四十三年中状元的休宁隆阜人戴衢亨,到了30岁连秀司‘功名也未取得。众童生愤愤不平,出资为他捐了秀才功名,得了乡试资格。在随后的80天里,连中三元。衣锦还乡之时,他在戴氏祖祠写了如下对联:三十年县考无名、府考无名、道考也无名,人眼不开天眼开;八十日乡试第一、京试第一、殿试又第一,蓝袍脱下紫袍归。多年压抑、一朝得志,跃然纸上。或只因他故而被迫放弃科举理想,如汪机因母病而弃儒,郑之珍屡试不第乃弃举业。就连著名学者戴震,40岁中举后六次参加会试均未及第,生前“赐同进士出身”的荣誉也还是成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后恩赐的,其间或许有同人的奏请、皇上的怜悯乃至山于维护“纂修官”的学术权威等因素的作用。总之,由儒而商或医者,多因生存之需;父商而子儒者,多为实现两代人的愿望。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徽州“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比户习弦歌”、“户诵家弦”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了。

事实上,即便到了光绪年间,那些曾留学(官费)或游学(自费)回国的青年学子,也还对科举功名情有独钟,主动参加留学生考试。呈坎淙川两等小学堂创办者之一罗会坦就在1906年的首次考试中,以第十二名获“农科举人”,次年又被殿授“钦点内阁中书”。春风得意的他甚至自立“农科举人”、“钦点内阁中书”两块牌匾悬挂家乡祖居以光宗耀祖。
而就在潦川两等小学堂成立的前一年八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自丙午(1906)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一诏令,对于地理相对封闭、观念趋于保守的徽州民众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传统的仕进之途中断了,改变现实、提升地位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奏定学堂章程》中也有与传统对接的制度设计:通儒院或分科大学毕业生被授予进士功名,高等学堂毕业生被授予举人功名,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取得生员(秀才)功名。但是,从制度开始实施到最低一级功名的取得.至少需要九年的时间。在清朝末年那种政局动荡、朝令夕改的时代里,有谁还会对此抱有耐心与期望呢?在乡民看来,正是这些“洋”学堂的兴办,才导致上述变动的发生,由此对“洋”学堂产生心理上的抵制和反对也就在所难免了。

最后,它表明清末的乡村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耐人寻味的是,呈坎是罗姓聚落,人文荟萃,曾被朱熹誉为“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在徽州素有盛誉。而参与捣毁学堂的又是该村部分民众,其中罗姓子孙为数不少。那么,原本负有维护地方秩序之责的行政及其他组织在此时的作用何在?

直至清末,作为中央权力的代表,县是基层真正意义上的一级机构。但是,长期以来,知县的行政事务虽繁,但管理是粗线条的,县衙的其他官员和吏役人数也有限。清朝严格的外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五百里内者都得回避的制度,使得独自来异地任职的知县人生地不熟。况且清朝知县任期较短,又有离任守制的规定,更使知县的更替十分频繁。根据民国《歙县志》有关资料,从乾隆八年(1743)到嘉庆二年(1797)的55年间,曾有13人任歙县知县,人均任期4.23年。而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宣统三年(1911)的18年间,共有15人任歙县知县,人均任期只有1,2年。对于处在清朝末年这种衰世和乱世间的歙县知县,要让他有所作为,显然是十分3艮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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