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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清徽州书院的社会功能——一种社会学视角

时间:2008-03-30 19:44来源:安徽师范大学 作者:张晓婧 点击:

     [中文摘要] 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教育的社会功能之发挥。我国千百年来的古代教育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教育在古代仅是培养“官”的工具。明清徽州教育中出现了书院的繁荣,成为古代教育中的一朵“奇葩”。徽州书院教育力矫传统教育在培养人才、开发民智、传播文化、普及教育等方面的不足,充分发挥了教育自身的社会功能作用,对徽州文化的发达和此后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古代教育 徽州书院 社会功能

  一.古代社会教育的负向功能

  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思想由来已久。有人认为,在我国可溯至孔子,在西方则可溯至柏拉图。[1](P1-4)就“发展逻辑”而言,教育的社会功能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唯正向功能论”“有条件的正向功能论”及“负向功能论”。目前,研究教育功能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教育对社会及个人发展的促进作用来阐述,鲜有人论及教育的负面功能。为了更好地探讨徽州书院社会功能的“亮点”及以期为教育功能研究提供新视角。试将古代教育的负向功能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教育视为培养“社会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工具,是古代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教育无不体现“精英教育”的思想,也就是培养统治者所需要的“官”。为此,学校所进行的一切教育活动无不围绕一个“官”字而运行,凡是与之相抵牾的教育都会遭到统治者的反对,甚至扼杀,历史上所发生的禁私学,废书院就是明显的例证。隋唐兴起的科举制为学校培养官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代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约定成俗的陋规,还规定“科举必由学校”[2](选举志一·学校)至于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官,官应具备何种素质,历代的官学是从不过问的。

  其次,“后喻型”文化结构导致教育取向的封闭性。“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她用此概念来指称以重复过去为使命的那些文化类型。在米德看来,后喻文化的全部特点是对变化缺乏认识,对现存生活方式所有方面的普遍正确性予以持久的、不可置疑的认同。[3](P94)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后喻型”文化结构的特征。在该特征影响下,古代教育的取向表现出明显的封闭性,其集中表现是形成了一套师授学承、耳提面命的模式。师生关系实际上被类同于君臣关系、亲子关系。与此同时,教师既被视为当然的知识权威,也被视为绝对的道德权威,即如韩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师承关系,不是强调教育中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培养出的所谓“人才”多“积累型”而少“发现型”,多“继承型”而少“创造型”。换个角度说,古代教育在主流取向上就不去关注教育者的个性发展和张扬。

  再次,古代教育对象的狭窄与教育内容的偏颇。由于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此时的经济结构的科学(技术)含量低这一特征决定了古代社会并不怎么需要教育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古代教育承担着现存的不平等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整个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职能。统治阶级要维护不平等的生产关系只有将教育对象基本限定在本阶层子女的范围内,目的在于使他们掌握从其父辈那里承袭的高经济地位和高统治地位。因此,古代教育对象基本上是贵族子弟和富人子弟。古代教育内容的核心是儒家经典,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被重视的,即使有提到,也被赋予了伦理道德的含义。科学是为“天经地义”的君臣等级关系作注脚。尽管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但劝课农桑只是教育的辅助内容。官学对科学与农桑知识不屑一顾,这些知识仅靠民间自发传播而已。

  综上可见,古代教育的社会功能是残缺不全的,教育仅仅承担了“社会防范职能”或“社会控制职能”。古代教育的社会功能具有明显的负面性。这种教育不但不重视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反而奴化、愚弄、限制人民素质的发展。这样的教育使得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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