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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朱子天宁寺会讲辩》的辩识(3)

时间:2011-09-09 16:24来源:本站整理 作者:柯灵权 点击:

《紫阳书院志》关于庆元丙辰天宁会的记载,倒可能另有“未暇究其实”之处。如“乡先正受学者几三十人……”汪星溪《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说:朱子淳熙丙申二次返徽,迟留数月,群从执弟子礼者三十人。第二次、第三次从学者都是三十人,不过多了个“几”字,似乎其巧合得有些悬。倘若后人“未暇究其实也”,将第二次从学人数混写成第三次,也并非全无可能。果真如此,“江辩”关于程洵官庐陵参录,不可与天宁之会的有力辩据也就没有力了,当然这是推论。

“江辩”以朱熹庆元丙辰十二月始“褫职罢祠”,疑其九月是否“果至徽”,考当时政治形势和朱熹的状况,至徽应当可能。史料表明,朱熹传承之道学,早已于庆元元年夏即被斥为“伪学”。

——庆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刘德秀“乞考核邪正真伪”,说二程之学传至朱熹“遂有道学之名”,“当名曰伪学”[7]。中丞何澹亦上书击伪学,“诏榜之于朝堂”。[8]即道光《徽州府志》所载:“台臣击伪学,榜之朝堂”。[9]

——“群小附和,以攻伪干进者蜂起”。[10]庆元元年冬,“已罢讲官,不敢复带侍从”。[11]

——庆元二年二月,知贡举叶翥与刘德秀再奏击伪学之魁,“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12]

——庆元二年八月,太常少卿胡紘上书击伪学,要求是科乡试者填写籍贯、“家状”时,“必令书以不是伪学五字”。[13]“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六经为世大禁。台谏汹汹,争欲以朱子为奇货,犹相顾不敢后”。[14]

——胡紘与御史沈继祖联谋,沈继祖上奏“诬论熹十罪,且言熹剽窃张载、程颐之余论,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15]

在如此险恶形势下,朱熹虽仍官秘阁修撰(至十二月始削),实则自庆元元年夏斥伪学后在朝廷即已难立足,被迫家居,甚至连上书皇帝辩诬也不能。且看《纲鉴易知录》所载: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丞相赵汝愚之冤。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且贾祸,熹不听。蔡元定请以著决之遇遁之同人。熹默然取槀焚之,遂上奏力辞职名,诏仍充秘阁修撰”。[16]

朱熹到底何时“家居”?道光《徽州府志·朱子世家》所载可见端倪。

“宁宗庆元元年春,复乞追还旧职名,不允。又以议僖祖祧不合,自劾,再辞不允。夏乞致仕不允”。

此段正文下有一段注,转引了《纲鉴易知录》上面那段记载。说朱熹不听弟子迭谏,仍打算上书,其弟子蔡元定提出“以著决之遇遁之同人”,此段记载可参考朱熹之婿黄幹(勉斋)《晦庵先生行状》[17],以助理解。

诸生更谏,以筮决之,遇‘遁’之‘同人’,先生默然,取稿焚之,自号遁翁”。

也就是朱子欲上书,诸弟子谏之不听情况下,请以占卦定吉凶。占后得“遁”“同人”卦象,朱子始默然,为不株累弟子、同人,焚辩诬书稿,並自号遁翁。事后,只上书以疾丐休致。

上述可知,朱熹家居,欲辩诬上书是在庆元元年夏秋。因家居“忧时感愤”,而著成《楚辞集注》。庆元二年春,上书“乞改正已受恩数,不许”。此后,不再见朱熹有书奏于史载。主要原因是,朱熹除家居“始编礼书”外,更多的是避乱四方。这从沈继祖庆元二年十二月“诬论熹十罪”上疏中可见一斑:

“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潜形匿迹,如鬼如魅”。[18]

因此,朱熹于庆元二年九月返徽,既有时间,也有可能。“江辩”认为,朱子讲学天宁“佛氏之庐”,不讲学公廨、学宫、祠堂、塾舍,“岂不为传者非笑乎!”其实,江先生是忽视了当时险恶的“斥伪学”形势。时各省知贡举者皆攻朱熹为伪学之魁,徽州虽为朱熹桑梓之邦,不仅不太平,反而有过之无不及,休宁人程永奇的遭遇可为佐证。

“伪学难作,君(永奇)去,隐邑之东山。值文公讣至,合同志者设位恸哭,曰:‘吾道已矣’,或传其挽章于有司,被执数月乃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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