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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契约社会的记忆

时间:2008-04-02 21:47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作者:河西 点击:

    古代徽州的琴韵书声终究成了遥不可及的一个梦。那些“绿意红情,春风夜月”的绚烂开过又谢了,如今,我们面对西递村仿佛墨染般的黑瓦白墙,遥想悠悠往事中的一次佳晴喜雨,或者一位青衫长袍的儒者朗朗讲学之声,心中只剩下了感伤。

    我们的记忆淡了,在时间之河。幸好,徽州人是聪明的,他们知道言谈举止的短暂与虚无,所以他们宁愿相信纸砚和笔墨,用他们琐碎到事无巨细的文字记录下历史的真实风貌。

    这就是1950年代发现时轰动学术界的“徽州文书”,它们差点就进了废纸厂化成纸浆,现在却身价百倍,被珍藏在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近30家国内收藏机构的研究室里。

    从这些留存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家谱、书信、契据、案卷、账簿和状纸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静谧中的林涛、竹影、鸟鸣、风动,即使是吵闹声中的各种诉讼也适合于一颗善于发现问题的心灵去感悟、摩挲、侧耳聆听。

古代徽州的琴韵书声已经成为历史,现在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徽州文书中去触及那个时代的民间记忆

诉状反映地域性格:好讼

    在已经发现的不下25万件徽州文书中,诉讼的状纸和判决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却没有引起学界相应重视的有趣现象。

    这件事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徽州人的地域性格似乎都说得通。从正面来看,徽州人的法律维权意识非常强烈,对于私人的疆域界限有着一种天生的敏感,凡是对他们构成侵权嫌疑的,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请讼师来帮忙打官司,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倘若从反面来看,从这些诉状中也可以看出,徽州人的心胸恐怕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大,他们锱铢必较,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一种纯商家的视野来审视问题,有时不免多了一些刻薄和冷漠,少了一些宽厚和人情世故。

    走在现在安徽黄山和江西婺源(婺源和绩溪、休宁、歙县、黟县、祁门并称为徽州的“一府六邑”,解放后被划入江西省境内)的某些尚未被改造的古镇中,寻访一下徽式民居的陈韵旧尘,你也许就会在一块不起眼的长条方砖上发现“某某姓墙并脚”之类的字眼,这些铭刻都是为了表明哪里是他们自己的地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人固有的那种心态。但这恰恰是一个商人必须具备的禀赋,要没有这种性格在支撑,恐怕也就不会那么热衷于签署各种名目繁多的契约,为世人留下如此浩繁的文书史料了。

    不过在当时,这种性格确实也让这个“契约社会”中的徽州人自己深受其累。为了芝麻绿豆点的小事,他们不惜血本,硬是要让官府断个青红皂白。更有甚者,有好事之徒实在闲着没事可干,居然模仿耗子的口吻,向阎王状告人类的好朋友猫咪,还振振有词,说官府征收的槽粮中既然事先已经预先考虑到了“鼠耗三升”,那么这些多征收的粮食成为老鼠腹中的口粮当然是合法的。老鼠属于“三无人员”,没有固定收入、不靠人类豢养,靠一点残羹冷炙果腹充饥,实在是可怜兮兮。而猫咪居然无故捕杀鼠类,逼得它们无路可退,只好来告官。

    倘若这份状纸真的曾经正儿八经地送呈主事之人,那实属无理取闹的大胆刁民了。从这个小小的案例也可以看出,徽州人沉迷于告状和斗嘴皮子,可一点都不比他们对于经商的热情来得差。早在南宋时期,徽州理学的一代宗师朱熹就对乡里乡亲三天两头对簿公堂深表遗憾,为了约束日益泛滥的诉讼官司,他写了一篇《约束榜》,对于哪些情况下民众不能轻易告官,要耐心等候,否则可能有判罪牢狱之灾有着详细的规定,原因是显然的,徽州民众打官司热情如果不控制一下,大概就要“决堤”了,这已经极大地影响了官府的工作效率,也使徽州人的名声在外省市越来越引起反感。

    这份《约束榜》在朱熹在世之时或者南宋后期大概还起过一点作用,但经过兵荒马乱的蒙古帝国,这个地方官员的“威逼利诱”早就给徽州人抛在九霄云外。明清时代,靠着勤劳和诚信,徽州人做小买卖做出了名堂,江南一带,大批徽商云集于此,霸占了当地人的市场,引起各种民事纠纷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扬州,徽州商人的日子可不好过,有的人家居然一年到头都在打官司,后来实在是身心俱疲,连春联,都要把勿打官司写进去,以使自己来年不要再碰上这种倒霉事。

    由于诉讼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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