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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我们的故乡!

时间:2007-09-15 18:33来源:网络 作者:江平 点击:


——婺源与徽州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婺源学人的返徽情结


                                            █ 江 平


地域文化的形成,往往有着偶然或必然的历史原因。由于东汉、西晋、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强宗大族的南迁,加之大量离乡徽商与仕宦的归里,使中原文化在徽州(前称新安郡)这块土地上相互渗透、整合,逐渐成了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南宋以降,这里被誉为“东南邹鲁” 、“礼义之邦”,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婺源,长期以来徽州“一府六县”(唐宋时,歙州辖安徽休宁、歙县、绩溪、黟县、祁门和现属江西的婺源六县,州府设在歙县。)的重要成员,与徽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作为大儒朱熹故里,婺源尤其被全徽州居民引以为荣,而婺源被改隶江西,不仅是婺源人的心病,也是全徽州人的遗憾;对于婺源籍学人,则更是“一页痛史”!——笔者作为婺籍学人之一,于此深深体验。而类笔者之人,为数又岂少耶!


█ 婺源置县与隶属关系变迁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洪真谋叛”,朝廷发兵三年讨平。为便于统治,析休宁县回玉乡和乐平县怀金乡,于二十八年(740)置婺源县,隶歙州。天宝元年(742),歙州改为新安郡;唐代歙州曾经历多次行政划分调整,婺源均随歙州而从之。五代十国时,吴武义元年(919)歙州隶吴,婺源属之。937年吴亡,婺源又随歙州隶南唐。宋开宝八年(975)南唐灭,婺源随歙州入宋。太平兴国元年(976),歙州隶江南道东路,后江南道东、西路并为江南路;宣和三年(1121),歙州改为徽州。元至元十四年(1277),州改路,婺源随徽州路属江东建康道;二十一年徽州路改隶江浙行中书省,二十三年徽州路又改隶江南行台;元贞元年(1295),婺源县改为婺源州,仍隶徽州路。至正十七年(1357),徽州路改为江南行中书省兴安府,二十四年复改兴安府为江浙行省徽州府,二十六年徽州府直隶中书省,婺源州均隶属。明洪武二年(1369),婺源州复为婺源县,隶属徽州府。洪武十三年中书省撤,徽州府直隶六部;嘉靖三十三年(1554)徽州府隶广德道,四十五年隶徽饶道,隆庆六年(1572)隶徽宁道,婺源县均随徽州府属之。清顺治二年(1645),徽州府属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属安徽省,十三年属徽宁道,雍正十一年(1733)属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四年(1854)属皖南道,同治四年(1865)复属安徽省。其间婺源县均隶徽州府。


中华民国元年(1912),废府留县,婺源县直隶安微省。三年六月,婺源改属安徽省芜湖道,十七年八月,废道,复直隶安徽省;二十一年十月,隶安徽省第十行政区;二十三年九月,划属江西省隶属第五行政区;三十六年八月,划回安徽省隶属第七行政区。


1949年5月1日婺源解放,属华东区赣东北行政区浮梁专区;9月,改属江西省乐平专区;11月,属江西省浮梁专区。1950年6月,婺源定为丙等县。1952年10月,属江西省上饶专(地)区(现为上饶市)至今。
         


█ 民国时期婺源人为何不愿被划入江西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九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婺源划隶江西省第五行政区。为何如此?蒋介石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中阐述如下(参见《婺源县志》,下同。):


婺源必须改隶之意旨,其最要者约有三端:


甲、政治方面。查婺源设治,始自唐玄宗时代,隶属于江南之歙州,宋代以该县山南诸水皆流入江西,曾议改隶赣省,依茅岭、新岭为界。今察其地势,大部分突入江西境内,为浮梁、乐平、德兴三县所环抱,于皖省甚觉畸零,一切政务设施均感不便 ,如不予以改隶,则格于现状,不能扩张政治力量。


乙、军事方面。现值剿匪(指围剿红军)工作特别紧张之际,肃清零匪之一切必要 措施,如团队之防堵以及围剿计划等等,甚形隔阂,实予赤匪以窜扰苟延之机会。一经改隶,则事权属于一省,责任既专,指挥尤便,扑灭残匪计日可期。


丙、公路方面。婺白、婺德两路,一由婺源经德兴之九都至白沙关,一由婺源至德兴香潭,此两路关系剿匪军事及地方交通至为密切,若不将婺源划归赣辖,则两路分属两省,运输管理均觉不易统筹。值此匪患未靖之秋,断不容稍涉松懈,致误时机。


凡此三者,理极显明。本行营饬将该县改隶,实于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之道,审慎周详,确能适相符合。


婺源被划入江西,引起婺源百姓、民间团体及旅外婺侨及团体的强烈反对。各团体纷纷上书请免改隶。蒋介石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令婺源县政府文》中归纳如下:




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理由,在理论、事实两方面均多牵强。日分别予以驳覆,兹择要并述之:


(甲)习俗悬殊。大要谓婺源虽毗连于赣之乐平、德兴,然皆尚迥异,倘行改隶,行政设施殊多凿柄等语。查民国交通,未臻发达,自不免有“百理不通风”之现象,婺源突入于赣之德、乐、浮三县,其边境接近地方,民俗风情当然大异之处。(驳语略,下同)


(乙)经济简况。关于政治团体组织与经济基础,大要谓婺源旧隶徽州,徽民多商于外,婺源尤众,各埠徽商皆有会馆之组织与公债资金最难分析,骤行分裂,损失固钜,纠纷亦多,而数万婺侨无团体保障,势必孤立,甚或失业,酿成地方极大恐慌;又婺源人民经济基础筑于商业之上,与徽州各县相同,较之土地平衍、土壤肥沃的赣东各县人民经济基础建筑于农业之上者,迥不相同,今一日使相结合,婺民生活恐将摇动等。


(丙)文化问题。大要谓安徽文化精神及侨外团体组织,胥以朱子为表率,婺源为朱子故乡,流风余韵至今未泯,徽州之视婺源,犹东鲁之于曲阜,南粤之于中山,近年频于匪区,而未沦于匪化亦赖于是,一旦改隶,不特消失安徽全省历史上之文化殊誉,且使国内外整个安徽团体精神物质根本动摇;且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之虑等。


(丁)历史关系。大要谓政治设施必重历史关系,婺源设治,自唐至于五代隶属歙州,宋属徽州新安郡,元属徽州路,明属徽州府,迄于清代婺源始终属之徽州区域,隶属安徽管辖,未加变更,年代既深,施政日便,遽行更易,隔阂更多等。


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极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蒋介石归纳的婺源各团体请免改隶之上述理由,在理论、事实两方面均很实在,并非“牵强”。改隶一周年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十二日在歙县发行的《徽声日报》第二版,有题《婺各界为“九四”纪念告旅外同乡书》,极言婺源划赣后政治状况均较隶皖时“窳败不堪”。“九四”是婺源改隶江西的日于,婺源人认为,“九四”纪念,实“婺民一页痛史也”。三十五年(1946)一月,婺源县参议会成立,上下串连,又发起“回皖运动”,群情激奋,一直闹到当时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呈文向蒋介石请愿,由胡适转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内政部长张厉生,促使国民党内政部派员来婺勘察。民国三十六年(1947)八月十六日,婺源总算划回安徽省。


█婺源与徽州千丝万缕的文化渊缘


自唐置县隶歙州后,漫长年月里,婺源与该州其它各县的联系频繁、密切,文化彼此渗透、交融,共同形成徽州文化。且不说方言、日常习俗、民居宅院、宗祠、戏台、路亭、桥梁、石井、巷道以及村镇格局之种种外在共通,光从下面几点就可见婺源与徽州的鱼水亲情非同一般。


一、婺源明经胡、萧江、济阳江、朱、汪、洪等姓与徽州


明经胡 本世纪初,从徽州绩溪上庄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学者胡适(1891—1962)。其始祖是婺源县考水村的明经公胡昌翼。婺源旧志亦载:考川(今考水)人胡昌翼,系唐末后帝之子。因唐被后梁朱温所灭,后子流亡,被在长安(今西安)为官的的婺源人胡三遇见,将其掩带回籍,更名改姓为胡昌翼。后唐同光三年(925)胡昌翼考中明经科进士,但不做官,仍隐居乡里。尝捐资在膛源建有一桥,其地故改名为“太子桥”。——“太子桥” 地名现在很少有人使用,但笔者老母亲少时常去那里砍柴,所以记得很清楚。在黟县西递的胡氏《族谱序》中也明确写着:“明经胡氏本唐裔,避难婺源考水之胡村,遂从胡姓。其子孙以十干为派宗,元丰间,壬派孙李臣迁黟县之西递铺,是为西递始祖。” 据《绩溪文史资料(第二揖)》中《胡适之父胡铁花年谱述略》一文记载:“胡适的父系最初姓李,是唐朝的皇族。《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始祖昌翼公,本昭宗之子......为避朱温乱,赖臣胡三公庇匿婺源之考川,遂冒胡姓。’后唐时,昌翼公以明经发进士科,故称明经胡氏。”明经胡为绩溪大姓氏,分布聚居县内上庄、宅坦、湖里、上胡家等大村镇。笔者曾听一位绩溪朋友说“徽州之中休宁、祁门、黟县的方言我听不懂,但不知怎么就能懂一点婺源话?!”这也许与绩溪明经胡姓、江姓、洪姓等出自婺源有关。


萧江、济阳江 婺源出城往东20公里,有一水湾环村而过,村名江湾;从江湾进五头源,登五条小岭,就到了安徽休宁县。江湾历史上出过江一遴、江永、江谦等名人。但,江湾萧江源出歙县——唐代的萧祯(萧江人一直传说他是兰陵相国萧何的后裔)做了江南节度使后,定居在现在的歙县,易姓为江。至八世祖江敌任进贤县尉,才迁居婺源云湾,江姓人在此发达起来,成为婺源望族,云湾遂改名“江湾”。隶属江湾的晓起村也有江姓聚居,是清代两淮盐务使江人镜故里,为国家生态文化旅游示范村,但系婺源段莘乡江村迁入,而段莘江氏来自歙县篁墩济阳江。2001年5 月 30日,祖籍婺源的国家主席***亲临江湾村,题写了“江湾中心小学”校名,并到村民江镇中与退休教师江启昌家中问寒问暖,偏僻的江湾村极大震憾。明代,又有婺源人江思礼从婺源松关迁入绩溪,今绩溪十里岩、茭塘、坑上等村皆其后裔。


朱、汪、洪姓 不仅江湾萧江、段莘济阳江均源出歙县,婺源朱熹这一支朱姓始祖原来也是从歙县篁墩(今属屯溪)迁来的,这在徽州已经广为人知。而据婺源晓川《汪氏宗谱》载:唐乾年间(公元877-879年)歙县篁墩汪万武逃乱,至此天刚破晓,只见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地沃草肥,花香四野,便搭草棚、起炊烟,而将此取名“晓起”,亦称晓川。在与休宁接壤的婺源段莘乡,汪姓更是大姓,该乡史料记载:中村,南宋末休宁县岭背汪上觉建村;裔村,叶姓始居,唐末休宁县回岭汪姓迁入;水末村,附近裔村汪姓建村;河村,休宁县回岭汪姓建村,已35代;槎口村,休宁县山后汪姓建村,已34代。另记:洋边村 ,歙县方姓建村,已40代。婺源今鄣山乡车田一带洪姓《洪氏宗谱》中也记载:唐代,洪氏二十七世祖洪延寿(官至长史),自安徽歙县篁墩迁婺源黄荆墩(后为浙源乡轮溪村,今之鄣山乡车田村)定居。广明间(880-881),洪氏二十九世祖洪古雅(官至大司农)的次子洪玉,因黄巢起义避居乐平枫木桥;再经十四或十六世,其后裔洪贵生又迁潮州(今广东)丰顺县汤田布心定居。洪秀全是潮州洪氏世系的第十六世。洪秀全祖先洪氏二十六世祖洪师敏、二十七世祖洪延寿、二十八世祖洪汉宗、二十九世祖洪古雅墓葬均在婺源。今鄣山乡车田一带洪姓居民均属洪延寿后裔。《婺源县志》也载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其祖居地是婺源。相传,在洪秀全越来越荒淫、太平天国政权摇摇欲坠之际,洪秀全曾私访祖地——婺源轮溪村,并题诗一首祭祖(较长,略);历史学家陈周堂先生,在南京参加“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曾专程到婺源县车田村实地考证,并即景赋诗抒怀:“龙池灵秀锦山川,孕育英雄洪秀全。可惜龙池半边月,太平江山十五年。”


其实,在婺北的各乡,休宁、歙县迁来建村或落户的情况都较常见(若干代后,这些姓氏因为人多地少,又逐渐向地势相对开阔的婺源南部分流)。当然婺源与徽州各县之间这种姓氏渗透是双向的,且不说就近的休宁、黟县,即便徽州北头的绩溪,都有婺源人迁去,如绩溪史料载:南唐时,一位叫洪钦的婺源人迁入绩溪,居横城(今瀛洲乡横形村),后裔分布于石kua、坦头、岭下、大岭脚、潭村等26处村庄。然而,尽管婺源与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在地理上更少阻隔,但这样的相互渗透却很少。


二、婺源朱熹与“新安理学”


徽州是理学的崛起之地 ,徽州人深受理学的影响和滋润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是今婺源紫阳镇人(“紫阳”是朱熹别号),父朱松,宋政和八年进士,外任福建政和县尉。十四岁丧父,随母祝氏定居福建崇安。绍兴十七年秋朱熹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朱熹对婺源感情深笃,一直自署“新安朱熹”,曾于绍兴二十年春和淳熙三年二月,两次回婺源故里省亲扫墓。后一次亲手植杉二十四棵(尚存十六棵)。婺源人为纪念游子,改九老芙蓉山为“文公山”。而婺源灵岩古洞群洞壁上也留下了朱熹的题墨。


朱熹致志于理学,重视文化教育,热心创办学校和书院,并在白鹿书院、紫阳学堂、考亭书院和岳麓书院等处讲学。其哲学思想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朱熹提出了“天理”、“气”、“格物致知”、“知行为一”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范畴。他认为“理”是至高和包罗一切的,故称“理学”。他还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朱熹广收弟子,亲自讲学,门生遍布各地,有学术成就、政治建树者颇多,这使朱熹学派成为理学史上最有势力的学派。朱熹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朱熹学派在成为官方儒学之后,影响长达七百年之久。朱熹一生学术著作甚丰,明清两朝考科举,均以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必读书和考题。他被誉为中国中世纪最大的学者,西方研究者甚至把他比肩于希腊的著名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日本曾将朱子学说作为天皇思想,统治了整整两百年;韩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李退溪,乃是朱熹忠实的信徒。因此,朱熹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思想家。


朱熹死后,谥“文公”、赠“太师”、封“信国公”,绍定三年封“徽国公”,咸淳五年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元至正元年诏立“徽国文公之庙”。崇祯十五年诏称“先儒朱子”(后改称“先贤”),列为于汉唐诸儒之上。清康熙五十一年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定文庙春秋祭祀。


他回徽州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 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普遍信奉不移。元代婺源人胡炳文(1250—1333)、胡一桂(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教育家休宁县人陈栎,元末明初祁门县人汪克宽,明休宁县人程瞳……无不致力于程朱理学,且均有理学著作传世。

三、婺源江永与“皖派朴学”
清代著名的经学家、音韵学家、皖派朴学奠基人江永(1681-1762),字慎修,又字慎斋,婺源江湾人。少年读书过目成诵。生员出身,晚年入贡。生平致力经学、音韵学和理学。所注疏的《十三经》,对“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精思博考,发前人未及之处。乾隆初,儒臣篡修《三礼疏》,礼部取江永所著《礼经纲目》考订,并请江永赴京答解疑义。他精通中西历算,尤精音律音韵,所著《古韵标准》,对研究中国古韵有重要创见。更服承朱熹之学,取阳儒阴释各家之说辨析校正,深究力行,以“孝、悌、仁、让”为先。著有《礼经纲目》、《四声初韵表》、《律吕阐微》、《音韵辨微》等。被收入《四库全书》著作二十七部。终年八十二岁。


清乾隆年间,歙县“不疏园”成为皖派朴学的发祥地和习研交流中心。“不疏 园”位于郑村西溪,是儒商汪梧凤住宅的一部分。园内有丰富的藏书,是文人、学 者读书、游息的好地方。江永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 皖派朴学集大成者休宁隆阜人戴震(1724—1777)和歙县学者朴学家程瑶田、金榜、汪肇隆等当年都在这里拜他为师。江永遂为皖派朴学奠基人,对皖派朴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中戴震最杰出,著作很多,包括算学、天文、地理、声韵、训诂、考据、哲学等多方面内容。有《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1980)、《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等。


江永墓在婺源江湾湖山村后山。墓碑面刻金榜题“皇清岁进士从祀紫阳名儒江慎斋先生偕元配汪氏孺人之墓”等字。今婺源萧江宗祠有一幅对联这样评价江永(晚号弄丸主人)和朱熹(号晦庵):


江氏自节度易姓以来,叠分于婺于歙于衢,代有挺人,粲乎溯兰陵八萧,到昭明太子;


云湾当有清重儒而著,其他若胡若程若戴,并称世哲,翕然推弄丸一老,继晦庵先生。


四、婺源何震与“徽派篆刻”


徽派篆刻创始人为明代徽州府婺源县人何震 (约1530-1541年生,1604年卒),字主臣,号雪渔,又字长卿。迫于生计,何震离乡来到留都南京从学文征明之子文彭,谊在师友之间。何震的印路较之文彭可谓宽广得多。大多数何氏印作以猛利立格,又有工致圆润一路,流转生趣却不失硬健,可以窥见汉玉印的遗韵。他还首创以单切刀刻边款,对后世印人影响极大。在印谱史上,何震结集出版了第一本个人印谱。何震在篆刻理论上亦有建树。明初,印坛庸俗怪异,杜撰擅改篆字形义成风。何震与之针锋相对,明确地提倡六书、要求印人有高深的文字学和书法修养,更可贵的是他扎扎实实地验之于实践。何震不仅在他的《续学古篇》中,总结了篆法的“三害”和刀法的“六害”,认为作篆治印的关键在于用笔运刀,实现了刀法与书法的一致。清初周亮工称其印“无一讹笔”,这也影响到清代的书刻相融、极有成就的邓石如诸家。


在何震的影响下,徽派篆刻名家迭起,高手辈出。休宁人朱简,歙县人程原程朴父子、程基、江皓臣(一说婺源人)、汪关等,形成最早的文人印派——“皖派”。周亮工《印人传》道:“自何主臣继问国博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久之而黄山亦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而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 何震,作为皖派的宗师,“一剑抉云开”(魏锡曾《论印诗二十四首》中评及何震),自此,我国篆刻艺术在荒寂了一千来年后,又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代,文人流派印得以蓬勃发展。清初,歙县程邃、巴慰祖、胡长庚、汪肇隆师承何震又有创新,人称“歙中四子”;到了晚清,黟县黄士陵崛起,人称“黟山派”。近代歙县人黄宾虹治印师承巴慰祖,对徽派篆刻有所发扬。其它的浙派、邓派及其传派皆从皖派导源而长流。


五、婺源医家与“新安医学”


医学上有久负盛名的新安医学,为我国中医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历史上新安医家的典籍仍作为人们学中医的教科书和必读书;一些医方仍用于临床。婺源籍医家是新安医学的重要力量,著作甚夥——《中国分省(按解放后政区)医籍考》统计:“婺源医家甚多,医家著作竟达120余部,占江西总数的四分之一(按:以前婺源才十几万人口。即便现在婺源人口32 万,也只占江西 4700 多万总人口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列举作者88人——其中王国瑞是元代针灸名医;而程门雪为我国现代中医学名家、上海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又名振辉,号壶公、九如。程为丁氏医学的继承人之一,擅长中医内科,对《伤寒论》和温热病学说颇有研究。毕生自学不厌,诲人不倦,桃李满园。生平还爱好金石、书画、诗词,精于书法和古体诗。遗著颇多,除散失者外,有伤寒三种,女科三种,评注古人医案三种,温热三种、方剂一种、杂论一种。其著作已出版八部。


六、婺源砚石与“歙砚”、婺源虹关与“徽墨”


歙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它以石质坚韧,纹理缜密,发墨益毫,贮水不涸,雕刻精湛,造型独特,美观适用而著称,深得历代名人的高度赞誉,素为徽州人的一项骄傲。歙砚始于唐代,砚石产于婺源龙尾山,婺源隶歙州,遂以州名。但又以山名,称“龙尾砚”。相传是唐代开元年间一位姓叶的猎人追捕野兽时发现的,当时龙尾山脚的武溪上有一缕白云宛转浮游,状如行龙。那位叶猎户随其指引处挖掘出一块石料,将石料带回家中经技艺高超的匠人雕琢,辗转献给了歙州令,才引起官府重视。到了南唐,后主李煜对歙砚赞赏备至,擢砚誉满天下。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专程到婺源察看龙尾砚山,写下《砚山行》长诗一篇。


名贵歙砚的坯料,大多采自地下水位以下的深坑;纹理均自然天成,有金星、金晕、银星、眉纹、罗纹、鱼子、水浪、玉带等数十种;雕刻运用精良之徽派技法,美观大方;构思巧妙,往往将自然纹理、砚坯外形、雕刻技法有机组合,琢成各种妙趣横生、巧夺天工的奇状;多配以红木、梨木、红椿木、银杏木胎深漆制成的砚盒,尤显典雅。


徽墨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生产历史。唐未河北易州著名墨工奚超携子廷圭渡江至歙,他们见到黄山脚下遍地是高大而茂密的古松,便留居造墨。他俩苦心钻研,改进了炼松烟和胶等技艺,造成了"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好墨,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封廷圭为墨务官,并赐以李姓,从此,李墨誉满天下。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宋宣和三年(1121年),徽宗下旨改歙州为徽州,李墨遂称徽墨,并历经发展。徽墨的制作工艺精湛,两面均由镌刻木模压制出名家书画图案,成为集绘画、书法、雕刻于一体独树一帜的综合性艺术珍品,不仅用料考究,且生产技术难度大。高档徽墨有超鼎漆烟、桐油烟、特级松烟等,色泽黑润、磬香浓郁,为历代书画家所推赏。著名的胡开文(婺源明经胡后裔)墨曾经获得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而婺源浙源乡虹关村也是明清时代享誉全国的“徽墨”产地,至今许多著名墨师的宅第保存完好。《清代名墨谈丛》一书记载:“婺源墨铺(指婺源人开的,并非指婺源境内)大约在百家以上,仅虹关詹氏一姓就在80多家,……在数目上远远超过歙县或休宁造墨家,在徽墨之中是一大派别”。婺墨见赏艺林,具有“入纸不晕、浓墨而光,防腐防蛀、耐久不变”的特点。享有“落纸如漆,万古存真”的美誉。婺墨中还有一种药墨“八宝灵丹”,对消炎、除毒、止血、去瘀等症状有一定疗效。
七、婺源徽剧—— 徽剧的支派
徽剧是京剧的前身,是我国富有特色的古老剧种。徽州乡民对戏剧特别嗜好,不仅迎神赛会、婚丧喜庆时要演戏,而且在诉讼之后还要对败诉者罚戏。一些较大的村庄,都建有砖木结构的戏台。婺源徽剧属“石牌”流派,以吹腔、高拨子和二黄为主,也有别具风味的西皮、高腔和昆腔。


道光年间,婺源浙源的李茂才、俞灶喜、吴根焕等艺人在安徽安庆、石牌搭班习艺,将“老石牌”即老吹腔、高拨子等徽调传入婺源。此后,婺源徽剧又吸收了目连戏的高腔、下江调,并吸纳了赣剧的南词和婺源民间小调,逐渐形成既有皖南特色又有浓郁地方韵味的“婺源徽剧”,在清末民初一度盛行。“洪福林徽昆戏班”等一批婺源徽班曾煊赫一时,涌现了“小旦红”、“武旦宜”、耿金榜、汪进、汪仙保、汪灶喜等深受观众喜爱的名角。


徽剧和徽商的兴衰紧密相连。抗战时期百业凋零,徽商日趋衰落,婺源徽剧濒临绝境。解放后成立的婺源县徽剧团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徽剧团之一,挖掘、收集、整理了传统剧目400余本,整理曲牌800多首,脸谱52个。婺源镇头乡的阳春戏台,至今完好。


八、婺源人崇文、重礼——徽州人的共性


徽州尊重文教,认为“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婺源晓起村楹联),于是“山间茅屋书声响”(康熙《祁门县志·卷一》),或耕读“学而优则仕”、或经商行医、或习文学画学厨艺…… 总之,特定的育人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好学精神,提高了徽州村民的整体素质,为徽文化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内在基质,造就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可以说徽州在“仕途”与“经济”上的成功实为“以文教育人”、“以文化立村”的成功。在这方面,被誉作“江南曲阜,山里书乡"的婺源堪称典范。


婺源山多地少,“农终岁勤劬,亩不获一人之口……农之苦孰有如婺者。”(光绪《婺源县志》)但婺源作为朱熹故里,“号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婺源乡土志》)。县城内的唯一一座山,因为旧时山下曾设学馆,所以至今婺源人都不约而同地唤之为“儒学山”;县城原名蚺城,后由于全国惯例改称城关镇,1980年前后,当时婺源人主持的县政府正式将它更名为“紫阳镇”(紫阳是朱熹的别号)。婺源一直是偏僻小县,着眼旅游业是这两年才有的事,故当年这些举措丝毫不同于如今为招徕游客各地挖空心思以名人冠名的俗举,其实质与改九老芙蓉山为“文公山”、定村名为“太白”(唐朝大诗人李白-字太白,曾乘舟漫游至婺,在今太白村的湖山处停泊逗留。旧县志有“李白曾涉此”的记载。后该处聚落定名“太白”。)一样,都是出于真诚的纪念前贤、尊崇文化之乡风。至今家家户户的春联中“书声震屋”、“苦读勤耕”等字样极为常见。而长辈每每要求子孙首先要把作为文才外征的毛笔字写好。很多年前,笔者曾在婺源首届“龙尾砚奖”全县学生书法大赛中获第一名、笔者弟弟也连获两届(三年一届)“全省少儿艺术节书法大赛”第一名,这与自己不识字、一生劳苦却力勉我们用心于学的家母之教诲息息相关。外地任教的汪荣时先生在《婺源——我的根》一文中写道:“我的父亲生于普通百姓之家,九岁丧父,寡母为人帮佣,却不忘族规:每家须有一男儿读书,家贫的由本祠堂族人资助学费。故而父亲的两个哥哥外出打工谋生,父亲却依靠族人捐助、寡母的辛勤汗水、以及变卖田产维持着学业,并于五十年代末期考入江西师大数学系。”


浙源乡虹关村中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樟至今苍郁屹立,胸径3.4米,高约26.1米,冠幅3亩许,被誉为“江南第一樟”。 古樟旁的古驿亭有一副字迹斑驳的楹联:“试问几何年曰宋曰唐古樟自晓,溯回多少事论荣论辱浙水长流。”意味深远。古樟树底,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古驿道蜿蜒远去。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墨客曾为古樟吟诗作赋,民国年间,村人詹佩弦将这些诗文五十余篇,编印成《古樟吟集》一书。中有一诗曰:“树荫虹关数百年,休黟祁歙盛名传;几多词客增诗意,仰视云霞俯听泉。”——为吟记一树而专门去编一本诗文集子的雅事,恐怕古今中外都罕见!这个詹姓墨乡,曾孕育了众多名人。詹同、詹徽父子,明洪武年间先后出任吏部尚书,詹应甲,清嘉庆间任直隶州知州。还有10余名饱读经书,能文善诗的文人,留下了传世著作30多部。中华铁路之父詹天佑的故里庐坑村,与虹关相距只有5公里。这种浓厚的崇文乡风,又岂止在一村?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历代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据载,从宋代至晚清,全县考取进士550人,婺源历朝出仕的文武官员有2665人之多(婺源至今仍存不少“尚书第”、“大夫第”、“司马第”、“进士第”,而桃溪村潘氏有联曰“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著作2180 部(又有统计为3100多部),其中被选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72部,计1487卷。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天文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中医学家、科学家、翻译家、企业家,犹如群星灿烂。除前已述者外,婺源为世人景仰的著名人物还有南宋名臣、文学家朱弁(bian,四声),被称为"江南二宝"的文学家胡伸、汪藻,擅文章之誉者张敦颐(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有39部)、汪澈、王炎,明代曾任户、吏、工、兵四部尚书者潘潢, "同胞尚书"余懋学、余懋衡,被誉为"理学真儒,经济实用"的兵部尚书汪应蛟,生不逢时、死后33部著作为《四库全书》收藏的清代学者汪绂,清代创制天文钏中星仪(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的天文学家齐彦槐,以及近代著名"四大买办"之一吴懋鼎,教育家、佛学家江谦,"江南茶叶大王"郑鉴源……等,不胜枚举。——当代武侠小说宗师金庸(查良镛)的祖籍,也在婺源县浙源乡。1995年2月,金庸在给浙源人查传宦的信中称其为“传宦族侄”,并对他说:“据长辈所言,我家的确于早年自婺源迁浙江海宁,故我们应是本家。”


北方大族南迁徽州后,依然聚族而居。“迁徽氏族多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集居繁衍,形成宗族,常以族姓命居住地。当原居地发生地狭人稠矛盾后,始分居他乡。一般一族聚居一村,也有按房系分居几村,有的累世同居。”(《徽州地区简志》)如婺源的江湾、王村、叶村、李坑、祝家庄等。为强调敬宗,无不修谱联宗、建祠而祀。聚族而居,千载相沿,使徽州村落更具凝聚力。徽州村落中人际关系以礼制为前提,以宗族为基础。虽然解放已经半个世纪,世风变化,但与一般地区相比,徽州人仍更恪守“合乎礼仪”和传统道德。 婺源“为朱子故乡,流风余韵至今未泯”,“书乡”人知“书”达礼,加之位置较徽州别县更偏塞,所以总体而言,婺源人尤显忠厚、孝悌。宗祠甚至住屋门联上都会出现教诲子孙的对联,中央往往高悬着醒世的“三省堂”、“诚致堂”、“敬序堂”、“敦伦堂”、“敦德堂”等匾额,随时勉励族人和子孙,历代恪遵。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在婺源是最显而易见的。“婺”这个字,本来是天上的星宿名称,系28 星宿之一,但又指女性,形容女性的美德(参见《辞海》“婺”字条及2002/06/19 《民生报》特派记者吴学铭关于婺源的文章)——可见婺源连名字都浸透着伦理。在宗族邻里之间,徽州村落也以“礼”相处,“礼”中融“理”与“和”。婺源人信奉“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讲究礼让,“作退一步想”、“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便宜多自吃亏来”、“和善人家有子必贤”(婺源村落楹联)。在处理日常事务时,以“理”服人,分家、买卖、典当、租赁转让等均由当事人及中人协议立契约为凭据,而且世代相传。当发生民事纠纷时,即使在宗族村落之间,婺源人也往往是由双方德高望重的尊长谈判协商解决。此举一例:旧时婺源东部诸乡的祠堂,没有哪座有江湾祠堂那么大。现年76岁的退休教师江中秋解放后在祠堂住过五、六年。江中秋说江湾祠堂出资人是江湾富商江知源,由于祠堂大,难找到很粗的樟树做主梁。村里人四处寻找,终于在二十几里外的李坑村访到一棵大树。江知源授意村里人: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来。但江湾李坑两村商量不通。没办法,江湾人夜潜至李坑将树斫倒,先“斩”后奏。李坑人气坏了。江知源赔罪说,树死不能复活,我们在李坑建一个戏堂,再立一块碑,以记李坑村的功德。李坑绅士最终成全江湾,在樟树上铺上大红布,让江湾人把樟树从水路运到江湾。


现在,婺源人即便相斗,也重“文斗”不尚“武斗”,到官府诉讼,形成法治与礼仪并重的文明风气。婺源的犯罪率,远远低于周边江西的德兴、乐平、浮梁,而这几个县市与婺源接邻处长期存在冲突乃至发生械斗(笔者曾去婺源太白、珍珠山、古坦等乡镇调查),先动武的却往往不是婺源人——依此而论,前文中婺源民众上书蒋介石所担心的“江西之乐平、德兴、浮梁,大都民风强悍,勇于私斗,寻仇报复,法令几不能制止,若划婺入赣,将不胜恶化之虑”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徽州,我们的故乡!”:婺籍学人至今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与返徽情结
唐德刚教授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开头即“我是安徽徽州人。”胡适后半生流离海外、蛰居台湾,徽州一直在他心中魂牵梦萦。黄宾虹,虽然生于金华,晚年反反复复叨念的却是故乡徽州歙县潭渡村。婺源人的乡土意识丝毫不亚于此。晓起村江二保老人出生于上海,祖上已经离开婺源若干代,但他仍凭着一部《家谱》知道自己的根在婺源晓起村,并于1946年迁来该村“归根”,真可谓佳话。一位旅外婺源人士说:“我不只是一个喜爱家乡的人,而且是喜爱得如痴如醉,外人常不理解。每当有人反问:婺源就那么好吗?我就觉得这是玷辱婺源。”且不说朱夫子生长于外省仍念念不忘婺源老家,也不提这么多年来少小离家乃至是数代先祖少小离婺的婺籍后人回故里寻根者不绝如缕,即便今天类笔者这样高考后才离乡的新一代婺源后学,平素所作诗文也以怀乡主题居多。笔者住的楼里,全非本地人,我每每奇怪他们为何很少提及家乡。而短短二年内,旅外的婺源学子自办的乡情网站多达八、九家,这就更属罕见。


一位同乡曾在网上设专栏调查婺源人对“是否该返徽”的态度,结果虽有个别认为“婺源归哪都一样。归安徽?对婺源经济发展能起到推动作用吗?”但绝大多数明确表示应该返徽:“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讲婺源应该返徽,历史上有很多地方、很多民族的文化就是因为类似这样的原因而消失的,我不想徽州文化在婺源消失”,“国家的决策往往是和经济挂钩的,返徽并不能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所以婺源重返徽州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认为婺源还是回徽州的好——对徽州的了解虽然不是很多,但感情是很深的啊!”“如果有人倡议或举办返徽的活动,那我是非要算上一个的哦!”……双方的意见均朴素而真切,大致代表了一般文化程度的婺源人之心声。


二年前,凤凰卫视在婺源摄制《寻找远去的家园》电视专题片中的记者到婺源采访,婺源村民说:“他们是老俵,他们冬天在房间里烧这么大的柴火取暖;我们用小火炉,手炉。……过去挑担,这里到屯溪每四里路就一个茶亭,徽州都一样的。他们江西就没有,江西卖都不卖给你吃。”或许语气中对江西似有成见,但这些不加修饰的话语透出的情感十分真实,正可见连不识字的婺源老农民至今仍视江西为“他乡”,而对徽州风俗尤其自豪,遑论文化人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婺源人办的乡情网站,经常有不少徽州其它几县的新客光顾,几乎每来一位,婺源网友总要发出专帖表示欢迎。婺源网友与他们结下温馨的情谊并有往访、会面——正是胡适那句“我是安徽徽州人”使我们在类似的乡情中走到一起了。说类似,是指同受徽州文化熏染,一方风土养一方人,徽州文化的独特使“一府六县”人彼此认同,尤其是身在外地的学人。


由于种种原因,婺籍学人对家乡与徽州文化的怀念又较徽州其它县为甚。其一,“一府六县”中唯婺源被割出安徽。虽然笔者多次听现属宣州的绩溪人也在说“真的希望恢复以前的‘徽州’,把我们划入宣城是谁出的主意?!徽州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分割她也就是撕开了徽州文化啊!”但,宣城总归是在安徽,文化与徽州差别相对小些;而婺源划入江西,使婺源人不得不硬着头皮经常要与一直关系不太和顺的周边江西的德兴、乐平、浮梁人打交道,崇文尚德的婺源人无法驱除自身心底对彼方悍武民风的反感。徽州文化入骨入髓,婺源孤零零挤在赣文化的最东北角上,象一个书香门第的闺秀被强行嫁到山野,倍感失落!或许“不该”如此比喻,但婺源学人心底这种亘久的感受并不会因为“不该”而消失。其二,由于行政归属改易,近二十年今黄山市为推进旅游业,但又防止游客进入婺源造成财源流入江西,故而极力宣介徽州文化时总是有意撇开婺源;另一方面,江西也为推进旅游业,在努力宣讲“赣文化”时显然又不可能说到实属徽州文化的婺源——婺源似乎成了文化的孤儿!其三,解放后中国忙于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问题,文化建设一度未能顾全,而一系列极左运动又史无前例地摧残了传统文化,婺源孔庙、文公庙与众多宗祠、古迹被毁,更致命的是失去了教育机会的整整一代婺源人对历史陌生,甚至不少青年已经不知道婺源在文化上的血统;改革开放唤回了教育的新春,但经济建设中心决定了人文学科重视度相对减弱——这完全正确,然而对于婺源民众在历史文化上的补课毕竟是不利。现在网络时代极大促进了沿海文化渗入内地,对尚未找回“本根”的婺源文化建设又是一大挑战:婺源后人也许纷纷“洋”味十足而于本土“书香”了无,乡土民俗虽大致犹在,但文化(狭义)上已出现脱节,“书乡”之名以当代视之,多少显得虚空……如此种种,使得现在的婺籍学人追省婺源昔日文化的辉煌与归属,一些人深深怀着文化薪传之使命感、并高度重视宣扬婺源在文化上的血统。前述旅外婺源学子自费办那些网站,也无不特劈《徽州文化》的专栏极力宣介。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割不断的徽文化乡愁与返徽情结在婺籍学人心底悠悠长存。如前文提到的现、当代著名中医学家、婺源下溪头人程门雪,自称“皖南程氏”。笔者所在学院也有一位教授,我以前只知她是安徽人,后来偶然见到一份档案才吃惊:原来她是婺源人,自署“安徽婺源”!另外,公安大学有一位婺源籍老教授,更一直在致力于“婺源返徽”事业。


新华社湖北分社老乡余先生叹曰:“我是流浪在他乡的徽州婺源人,最愿和徽州人为友。背井离乡,东奔西走,何曾一刻忘了我们的婺源,徽州的婺源,美丽而伟大的婺源。今日我们只能在文化上、精神上把婺源归于徽州,何人何力才能让婺源重返徽州版图?自我介绍时,声称自己是安徽婺源人,然后解释一番,在徽一千数百年,在赣数十年。解释真是何其别扭?徽州,我们的故乡!”一家日报记者婺源籍吴先生深有同感:“ 在江西我一再强调我们婺源历史上属于安徽,我声明我不愿做个江西人,遭致的当然是一片嘘声;在外,更要解释一番,但终究让人无法理解。” 婺源思溪籍一人士也对老乡们说:“希望重新统一徽州的理想早日实现!”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另有一点笔者顺带说明:古区名“徽州”被改作以旅游胜地命名的“黄山市”,这或许是打经济算盘的决策;可是中国的秀美名山众多,而类徽州这样极具人文内蕴的的古州府却能有几个?这一块土地最最独特的是人文而非自然!据说不少有识之士已经颇为反感,兹表婺源籍学人于此的鲜明态度——婺源人盼望返归的是“徽州”,而非“黄山”!
█今天的徽州学人也希望婺源返徽

胡适秘书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66页中记有胡适在民国五十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一段话:


(胡适)先生又说:“徽州的婺源,朱夫子的出生地。……划给江西省;可是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一直闹到复员之后国大代表开会时,徽州同乡会作好呈文要向蒋介石请愿。我说:‘给我吧。’我交给国大主席团代表张厉生。那时张厉生是内政部长,他就照办了。”先生笑着说:“这是帝国主义的做法,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的出生地划归江西,他们还把二程先生的祖先还算是徽州人呢!……”


可见当年婺源被划出之际,“全徽州的人都不愿意”,胡适这类学人更反对、以至主动请缨。另,在该书的大量详尽日记中,胡适几乎三句不离“我们徽州……”、“我们徽州人……”、“我们徽州话……”,却不曾说成“我们绩溪……”,显示出在徽州学人意识里十分明确:徽州一府六县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徽州人。” 徽州人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民俗传承的区域人群,整体性相当强。


现在的黄山市从经济着眼在宣介徽州文化时总是撇开婺源(但,在为旅游、出版业考虑而发生的福建、江西、安徽三省对朱熹的争夺战中,安徽方面一再坚持朱熹本人只承认婺源是其故里自称“新安朱熹”,所以他是安徽人),完全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代表当地民众的态度。相反,今天的徽州人尤其学人,无不希望婺源返徽。朱子故里婺源与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对于徽州学人来说,它的意义就像是曲阜对山东一样:如果把婺源割掉,徽州文化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甚至整个文化精神就没有根基了。更不要说一旦失去考川、失去何震、失去江永、失去砚石等等,徽州明经胡、徽州篆刻、徽州朴学、徽州歙砚也均失去了依托。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婺源与徽州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竹山书院所在地歙县雄村一学人对婺源朋友说:“只可惜今日的徽州已经支离破碎,一切都要仰人鼻息,而今的徽州人已不再拥有原来的那种自豪感和自信心了。唉,徽州啊徽州!”北京印刷学院一歙县籍女生在长文《二十年一觉徽州梦》中也叹息:“我如今的徽州、满目疮痍的徽州,你曾经的繁华去哪了呢?……古徽州,一个繁华的梦。”安徽大学一位祁门籍人士写给笔者某同乡的信中道:


“故乡徽州,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重要……我以古徽州为自豪……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今天徽州的确衰落了,这是我们徽州人不情愿看到的,我们迫切地想恢复徽州历史上的荣光。徽州是一个整体,各个县都认为自己是徽州,可是哪一个县都不能代表徽州,这正如中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谁都不能代表中国一样。历史上的短视,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苦果,难道我们还要准备让子孙接着去品尝吗?前代人的失误,应该在我们手中得到纠正。我们希望聚集全球徽州人中杰出之士,组成促进徽州统一、发展协会。全球徽州人将不会允许你就这样沦落下去,振奋起来吧!我们的徽州!”


现属宣州的绩溪人在希望返归“徽州”这点上对婺源人的心愿有更多的体认。绩溪一先生告诉笔者:“小时候我不怎么知道,但到高中我就觉得徽州是我们的骄傲。”另一女士也说:“缺少婺源,徽州不知要逊色多少呢!‘还我徽州真面目’是我们每一个徽州人发自内心的呐喊!无论婺源人还是绩溪人,都是徽州人、都应该返归‘徽州’!”


……如果不是亲历,很难相信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这么多希望徽州统一的徽州人、还有这么多的徽州别县学人和婺源学人怀着同一个情结。这些徽州朋友也在“中国行政区划”等网上论坛发表着希望徽州统一的心声。


更难以预料的是,一位现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就读的徽州休宁人(吴浩)去年暑期在“婺源茶吧”网上发帖《寻为徽州统一而奋斗的婺源朋友》,他说:“我的毕生理想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徽州的统一。我8月26日去婺源看一看,欲寻为徽州统一而志同道合的婺源朋友,见面一谈。如不嫌弃,愿与有志于实现徽州统一大业的婺源兄弟姐妹为友。”并且公开了自己的电话、手机号码。类似举动在婺源籍人士之间并不少见,但徽州别县学人也如此热切,令笔者再次感受到:“徽州人”作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传承的区域人群,彼此认同感相当强,尤其是知识界的徽州人——徽州不能没有婺源,婺源也不能离开徽州。


█结语


徽州文化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典型缩影,它在清末以后虽然衰退了,然而由于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习俗、社会结构及文化发展本身等因素,使得它在今天还得以大量留存。对于徽州知识分子来说,则更是入骨入髓、普遍追怀,普遍不愿它的光辉被消解,普遍盼望昔日六县尽快共处一区。


当然,我们同时也明白:


其一,婺源返徽与否属政府行为,婺源现有官员由江西任命,故从下而上去“争取返徽”不可能成功;中央政府一般来说也不太会特意动此举措,所以婺源返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


其二,虽然江西文化并非都尚悍,远的不说,光宋以来就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胡铨、文天祥……方志敏(笔者认为他是儒帅)、陈寅恪等也可谓文人辈出;况且,即使婺源返徽、徽州统一了,也未必就会更加富强。


但是,文化之崇尚属“信仰体系”——只要现状依旧,那么,在婺源人、尤其婺籍学人乃至全体徽州学人的心中,“婺源返徽、徽州统一”就将永远是一个撇不去的情结。


婺源后学 江平


2003年2-5月于读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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