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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徽州学

时间:2008-08-28 18:48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安史 点击:

  一方面,徽商雄厚的物质基础,促成了徽州文化——徽学派、徽画派、徽医派,及名闻遐迩的徽建筑、徽盆景、徽墨歙砚、徽雕等等的辉煌。动辄天下大乱的政治破坏,常常闹到“易子而食,拆骨为炊”的绝境,所有文物玉石俱焚,多年积累的文明、文化成果均在一次次动乱中“玉石俱焚”地被破坏殆尽。当人沦到“宁作太平犬”的地步时,任何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也无力保存,更无心欣赏了。而这片“世外桃源”的徽州,躲过多次兵燹,保存了大量的珍贵书籍及其他文物,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聚宝盆”或者说“博物馆”——遍及全国的徽商及他们培育出来‘‘做京官”、“放外任”的子弟,又把各种书籍及文物引进来,徽州这个“聚宝盆”聚集的宝贝也就越来越多——“博物馆’’收藏的珍品也越来越丰富。这对徽州文化的形成、巩固与提高,使其成帮、成“学”派自会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徽州文化乃集全中国文化之精华、精美的产物,自也成为中国文化之集锦、象征与缩影。它是来自全中国的,因而也就非局限一隅,因而有着中国文化的一般特性。

  另一方面,这样丰厚的徽州文化的土壤中培育出了朱熹、戴震、程大位、王茂荫,乃至胡适、陶行知那样有着全中国、甚至世界意义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文学家与教育家。朱熹出身于“婺源著姓”。婺源是徽商的大本营之一。在民国《婺源县志》卷40《人物志》中,优秀商人的传记达干人之多。王茂荫——这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是歙县杞梓里人。他在户部任上时两次向咸丰皇帝提出关于钞法的建议,想通过发行可兑现的钞币以增加国家收入和缓和经济危机,受到不懂经济的咸丰皇帝说他“专利商贾,不问国事”的“严厉申斥”。这种与只知读孔孟之书不识世务有别的、懂得经济知识的读书人,正是善于经营商业的徽商精神所培育出来的。戴震是休宁隆阜人,出生于平民家庭,是个“出则以商,处则以儒”的人物。他自己做过生意,与徽商有更加密切的关系。陶行知是歙县人,因父亲出外谋生,7岁时寄养在休宁万安镇外婆家抚养。那也正是徽商的家.乡。胡适是绩溪人,出身官商结合的家庭,13岁时曾在泾县当过学徒。

  这些人物的思想学术活动,均是全国性的有着举世瞩目的影响,绝非一地所能囿限。朱熹、戴震和胡适,正巧反映出徽州文化发展历史的长河中三个不同阶段,又正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出现在12世纪的朱熹是个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是与孔子、董仲舒并驾齐驱的人物。他所建立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是中国专制王朝控制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尽管他适应时代变化吸取了佛、老思想,调整了儒学结构,在发展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方面作出了贡献,但被官方僵化政治化之后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五个世纪之久,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仅就其变态地提倡“节烈”一项而言,仅在徽州地区历代就建有大量贞节坊,其中的光绪三十一年建的一座“孝贞节烈坊”,表彰的“节烈”妇女即达65078人。这之间的辛酸血泪、冤魂屈鬼,令人怵目惊心,难以忘却。所以,出现在18世纪的戴震从社会实践中看出了后儒理学“以理杀人”的实质,大声疾呼地指责其使“理”成为“忍而残杀之具”,愤怒地进行了理学批判,继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之后对后儒理学作了系统的清算,宣告“理学的8ER中国徽文化网终结”。

  20世纪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创废除文言、改用白话的建议,支持吴虞“打倒孔家店”的号召,主张要把“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他和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一同战斗,掀起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一举废除了数千年来沿用文言的习惯。他第一个作白话诗《尝试集》,第一个作《中国哲学吏》(上卷),开天下风气之先。当年那种“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后开百世,放他臭腐,还我神奇”的气魄和胸襟,及其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业绩仍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一个更大胆、更彻底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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