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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弃古徽州廉政文化 促进新黄山廉政建设

时间:2008-08-30 04:53来源:网络收集 作者:胡学凡 点击:

    一、古徽州清官廉吏的清正廉洁源自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

  古徽州教育成效是显著的,历史上状元、进士、秀才不计其数,可称全国之最。古徽州人注重教育,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历史上不同的朝代,总有一些北方名门望族,为躲避战乱南迁至徽州定居。他们避难不避世,总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即便自己没有机会,也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这些名门望族十分重视本族子弟的教育,由于进行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因此,这种教育必然以社会的正统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二古代徽州地窄人稠,生活艰难。为了生存,古徽州人纷纷涌往山外,而走出去的首选之路当然是入仕做官。入仕不成便入商经商。入仕或经商都必须受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是一般的生活常识教育,也不仅是具体的谋生技能教育,而更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
  由于受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约束,绝大部分饱经儒学熏陶的徽州人入仕后,自然而然地都以行“仁政”为自己的施政目标。但是,要想施“仁政”,为官者自己清正廉洁则是必要的前提与基础。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儒学传统的优秀思想的教育,为古徽州入仕者朝着清官廉吏努力奠定了思想基础。步入仕途为官的古徽州人许多都以清官廉吏为价值取向来确定自己的仕途目标。这样一来,宋、元、明、清各朝,古徽州都有为数不少的清官廉吏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古徽州清官廉吏的清正廉洁具有群体性与多样化特点

  古代中国,多数读书人是比较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古徽州的读书人更是这样的。新安朱熹的“朱子家训”第一句就是:“君之所贵者,仁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损人而利已,勿妒贤而嫉能。”“见不义之财勿取,不合理之事勿从。”等这些都是家喻户晓的。他们以学入仕以后,按照儒家学说的要求,围绕着如何施“仁政”,认真探索着自己的为官之道。这样就形成了古徽州清官廉吏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古徽州清官廉吏的群体性是通过“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普及性教育与家庭教育形成的,并不具有行政性和统一性。这也决定了古徽州的清官廉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史料来看,他们的清正廉洁行为有的是某一方面比较突出,有的则是几个方面都很出色。
  一是秉公执法、主持正义。这一类型的清官廉吏特点是不畏权贵,依法办事。如明代的婺源人汪进,审案执法过程中,能够为受冤者洗脱罪名,对皇族宗室的案子也以事实为依据,而不屈从豪门,在明代有着很大的影响。明代祁门人孙怡,任刑部郎中,秉公办事,为官清正,时人赞他是“一官清彻骨,三尺法无私”。清乾隆间的歙县人金云槐任常州知府时,除暴安良,断案如神,被当地人誉为“况青天”。由于法律是社会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社会弱者在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寻求法律救助。在以人治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执法者能够秉公执法,主持正义,的确难能可贵,也必然会得到社会敬仰。
  二是为民请命、敢于谏言。在古徽州的清官廉吏中,南宋时的朱熹和明代的许国,是这一方面的杰出代表。朱熹为官时,为除民疾而多次上疏,甚至不惜“触怒皇上”。歙县人许国宰相,为国为民,不仅自己敢于上疏,而且为其他的上疏官员大力提供支持。他曾就言官对万历谏言:“言官言事,乃其职责耳。祖宗以来,尚许风闻,虽误不究,况据事直陈,又何究乎?”除了朱熹、许国外,古徽州清官廉吏中,为了百姓或民族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而直言上疏的也还大有人在。如宋时的绩溪人胡舜陟为了抗金、为了弹劾朝中奸臣秦桧,靖康初他就上书20次。即便是被罢了官他也在所不惜,重新启用后他还是继续上疏。为民请命,敢于上疏,一方面为朝廷的决策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意见,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为黎民百姓争得了一定的利益。
  三是苦节自砺、甘于清贫。封建社会官吏的俸禄并不优厚,如果不搜刮百姓,日子过得也就很拘紧。清代歙县人项蕙,在广顺任知州时,种菜自给,被时人称为“种菜太守”。清康熙时的黟县人黄元治,任刑部郎中、知府时,嘱老仆种菜自给,被人们称为“青菜太守”。明嘉靖婺源人方升,任县令、任福建副使,为官五任而无余财,真是“一官如洗”,“四壁皆空盗不窥”。明成化间的绩溪人汪度任知县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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