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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严与勇敢

时间:2008-08-30 05:46来源:徽州文化网 作者:何峰 点击:

    80年前,为纪念中国18世纪中叶杰出的哲学家、朴学大师戴东原诞辰200周年,由粱启超、胡适等著名学者发起,北平学界于1924年1月19日在安徽会馆隆重举行了纪念演讲会。梁启超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中指出:“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我们学界的人很应该替他做一回庄严的纪念”。
    戴东原在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呢?梁启超认为,“东原在学术史上所以能占特别重要位置者,专在研究法之发明,他所主张‘去弊’、‘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胡适对此持相似看法,他说“戴氏的说理,最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戴震是一个科学家”、“是他那个时代中比较接近科学的学者之一”。梁、胡所讲的近世科学精神,主要是指近代两方所崇尚的实证主义和求是精神。一方面,戴震作为清康、乾年间徽州经学大师江永之高足,江氏治经辩伪校勘,考证详核,“求真”、“求是”的谨严态度对他显然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身处18世纪中叶的戴震也很注意传入中国西学中的那些“测验有据之术”。因此,戴震治学“实事求是”,所求义理,皆以实证为据,破“雷同附和之习”。与吴派朴学崇尚汉懦,笃守古训,冶经“求其古”相比,以戴震为中坚的皖派朴学则注重“精审有识断”,治经“求其是”。戴震曾指出,冶经“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他力倡为文须论之有理,言之有据,最反对“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范文澜先生认为,“戴震所创的皖派经学,以‘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为宗旨,新汉学到戴震算是达到最高点。”
    东原治学既“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只为“解蔽、明道”,以“正人心”。在“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时代,戴震敢于作《孟子字义疏证》以正视听,直指朱子解经“杂袭释老,以售其私”,痛斥程朱“理欲”之论,乃“残杀之具”,确实表现了一个思想家能“发前人所未发”,匡正谬说,坚守真理的勇气。无怪乎梁启超认为戴震对宋儒理学的批判是“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指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戴震首先在宇宙观上对朱熹“理在物先”,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本末倒置的唯心天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气化”过程的自然产物。在戴看来,“气化之阴阳”乃为物质演化之“会归”。他指出宋懦的歧误在于“谓‘气生于理”’,故衍生出天理为先,“理为主宰”的主观臆说。戴震从对《周易》的研探阐发切入,既深刻揭示和批驳了宋儒理学颠倒气、理之序,固守理本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又坚持和阐明了自己气本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在道德哲学层面,戴震对朱熹“存天理、天人欲”的伦理观更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批判。他指出:宋懦理学家视“理、欲”为水火不容,主张以理禁欲,“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酷吏以法杀人”,而“后懦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可谓痛陈其弊,鞭辟入髓。对宋懦理学禁欲主义实质及危害作如此深刻、尖锐的公开揭露和痛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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