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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预防犯罪思想

时间:2008-08-30 06:08来源:徽州文化网 作者:方钦源 点击: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是其哲学的核心,也是预防犯罪的指导思想。朱熹指出:“只是人之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人乏—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天理和人欲是完全对立而不可并存的,他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所谓“天理”,则指封建的三纲五常。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这是说天地宇宙之间就是一个“理”,即“天理”,它广大无边,无所不在,由它演化为三纲五常。既然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体现,谁要是违背它,或违犯以它为指导的封建法律和制度,就是“逆天”,就是犯罪,就为天理、国法所不容。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纯粹的善,“人欲”是绝对的“恶”,“圣人千言万语,只教存天理,灭人欲。”其实,他假借圣人之言,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其目的之一在于要人们“远恶”、“迁善”,做封建统冶下的顺民,防止人们违法犯罪,以维护封建秩序。
    关于德礼与政刑的关系问题,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思想,对孔子提出的“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进行了系统阐发。朱熹说道:“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考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这里的“政”,谓“法制禁令也,”即封建制度和法律。朱熹认为,君子治理国家,固然要重在修德,以此来使人们的本质受到感化,但总有人缺乏德性的,而且也不可能在一个道德水准上,必须用礼来约束人们,然后道德教化才可推行。如果疏导、教育、感化都不能奏效,那就必须动用国家强制力量,既首先以法制给予警示,并用禁令加以制约。如果仍然顽固不灵,违法犯罪的话,那就要施之以刑罚了。同时,朱熹又强调指出,在政和刑的关系,即禁令和刑罚的关系上,政是统治的工具,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他对二者分得很清楚:统治者制定实施各种法制禁令,这些法制禁令,平民百姓处处猜疑、提防,所以不能全面服从遵守,统治者就施行了刑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此外,朱熹尤其重视道德礼义的感化作用,以减少和预防犯罪。他认为,法度禁令只能“制其外”,而“道德齐礼”却可以“格其心”。因此,必须对百姓不懈地进行道德礼义的教化,使他们“有耻而格于善”,逐渐革除“人欲”,恢复“天理”。结果,百姓“不待黜陟刑赏一一加于其身,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自然不会违法犯罪了。
    朱熹针对南宋社会混乱,纲纪荡然的情况,极力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朱子语类》中写道这样一段话:“或问为政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曰:某谓当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曲礼》谓‘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须是礼行禁止。若曰礼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则非也。”“古人为政,一本于宽,今必须反之以严。盖必如是矫之而后有以得其当。今人为宽,至于事无统纪;缓急予夺之权,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奸豪得志、平民既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在朱熹看来,前辈治理国家是以宽容为本,改为以严为本,更为妥当。为政严则令行禁止,能够禁奸止乱,防止犯罪;宽则纲纪废弛,奸豪得志,善良的平民反而遭殃。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首先应当做到公正无私,辨别是否贤能,确定能否重用,能者上,庸者下,平则让;审查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有功者当奖,有过者当罚。这样.天下的人就会相互劝勉,去恶而从善。
    与整肃纲纪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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