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主页 > 徽史纵览 > 徽学研究 >

戴震的“字义疏证”学及其思想效应

时间:2008-08-31 19:12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魏长宝 点击:

    今年是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乾嘉朴学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休宁人)诞辰280周年。作为古代儒学史上继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学术风格和思想理念,对他生活的时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戴震的精神遗产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文化史的一笔丰厚的思想资源。
  戴震一生学兼多门,著述宏富,他不仅精治理学、经学、小学、声韵、训诂,而且深究天文、历法、算学和地学等,但他自己最为看重的还是他的“字义疏证”之学。《疏证》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其基本内容是以考据训诂的方法,对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理学诸范畴的根本意义予以重新诠释,目的是为了批驳宋儒义理,阐发儒学本旨。其中“理欲”之辨是全书讨论的中心,戴震认为,宋儒程朱的理欲学说,是杂老释之言入于六经孔孟,并不是纯正的儒学。在戴震看来,“理”只是事物的“分理”、“文理”、“条理”,所以“理在事中”,“气化即道”,而不是像程朱所说的那样,“理在气先”、“理能生气”。他认为,“欲,其物;理,其则也”(《疏证·理》)。即如此,则人欲亦出于性,正当的人欲就是合理的、善的,即是天理,理与欲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宋儒“绝人欲”即是“绝天理”。他还指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程朱理学并不合于圣人之道,而是背离了儒学本旨,实是“以理杀人”。他因此而慨叹:“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理》)戴震对于宋明理学的思想批判,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颠覆性,被视为近代最重要的启蒙先驱之一。
  戴震之所以要力辟程朱,坚斥宋明理学,是因为自明朝灭亡以后,清初知识阶层痛定思痛,几乎众口一词地把明亡的原因归罪于宋明理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蹈空务虚的清谈学风。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仍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王朝正朔的变易并未完全根除学风方面长久以来的积弊。戴震承继清初经世实学,认为宋明理学家全凭己意说经,随意附会经传,严重歪曲了孔孟学说的原旨,造成了民族文化危亡的严重后果。他认为要挽救儒学的危机,就必须回到儒家正统中去,回到古代圣人的原始教义中去。
  为了推翻宋儒义理,恢复圣人“本义”,戴震接过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大旗,提出“实事求是”的治经原则,主张用“经学”之征实有据来破斥“理学”之臆断剿说。他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戴震全集》第1册,第213页)因此,他特别强调“字义疏证”的功夫,十分重视对名物制度的考证,主张通过文字音韵的训诂来诠释古代经书的涵义和要旨,阐明古代圣贤的治国安邦之道。戴震积平生之学,用心撰写了《疏证》等经史考证著作,并发展出一整套以音韵训诂、名物考辨等为中心的治经方法,对凿空悬揣、牵强附会、以“虚理”说经的宋明理学,进行了釜底抽薪似的打击。所以,其字义疏证学,表面上看是考辨和反省古代文化典籍,而实质上则是借求真以矫伪,借复古以创新,由经史考据而重释儒学义理,从而驱散了被朝廷奉为绝对真理的程朱理学的神圣灵光,把无数士子从对理学的迷信中唤醒,具有深远的思想影响。
  但是自近代以来,学术界普遍推崇戴震的新“理学”,甚至认为清代学者自遗民之后,有哲学或思想者惟戴震一人,而对其“字义疏证”之学,则鲜有治思想史的学者给予切实的关注,更遑论恰当的评价。胡适说,“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东原的哲学》)此言不错。但戴震“新理学”的革命性,并不仅仅在于他所建立的新“理学”,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建立新“理学”的方法,即他的“字义疏证”学。戴震用“字义疏证”的方


顶一下
(1)
10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推荐专题 查看更多专题
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生存恐慌·最后的老手艺
手艺只是吸附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个道理人人都能感受,但放在身处变革时代的手艺人身上,就多出了一份切肤之痛—
安徽第一状元县——休宁状元汇总介绍 安徽第一状元县——休宁状元汇总介绍
休宁县是“中国第一状元县”, 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自宋嘉定十年(1217)至清光绪六年(1880),休宁出了19名文武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