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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 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王茂荫

时间:2007-08-30 01:49来源:网络 作者:安史 点击:

王茂荫故居位于歙县城南义成村,建于清代中叶。主屋三楹,厅名“高仁堂”,匾额为李鸿章手书。右侧住房三间楼屋,大门置于左廊,中厅后有倒厅,前后都有天井院。隔扇、门窗改装成京派风格,花格较大而嵌以有色玻璃。中厅楼板下贴装万字纹竹编花席。王茂荫祖居在歙县杞梓里村,住宅因太平军与清兵激战频仍,毁于兵燹,遂于告老后在义成村买下朱姓旧房,挈家迁居于此。

王茂荫(1798年-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清嘉庆三年(1798年)诞生于一个徽商家庭。髫龄入私塾,晨入暮归,读书非常用功。后就读于县城紫阳书院。道光十年(1830年),根据家里的决定,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王茂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但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内,他都是在户部任“主事”、“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直到50岁才被升补为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其后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并历任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户部、工部、兵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不携眷属随任,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清咸丰朝实施过两次令人注目的货币改革措施,即发行钞币和铸大钱。王茂荫是咸丰朝行钞的第一个倡导者,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后,清政府的财政、货币危机进一步加剧。咸丰元年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内给咸丰上了《条议钞法折》,正式提出了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主张:即有限制地发行可兑换的钱币。他认为,发行钞币可能会出现一些弊端,因此要使钞币在民间有信用,能顺利流通,必须注意防弊,做到“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他提出防弊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钞币只是用以辅助金属铸币之不足,而不是代替金属币,钞币发行后,金属币不但不退出流通,而且要若干倍于钞币的数量和钞币一道流通(这实际是强调所发行的钞币必须以金属币为本位)。二是钞币不可滥发,必须有个“定数”。他说“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三是所发行的钞币必须是可以随时兑取现银现钱的。王茂荫主张发行钞币,这符合清政府的财政政策,他被提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但是,由于他的行钞方案强调防止通货膨胀,尤其是建议发行的丝织钞币可由银号出资代行政府兑现责任,这与清政府搜刮民财的方针是相悖的,所以他的方案未被采纳。

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五日发行了不兑现的“户部官票”,同年底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各类大钱,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当时的北京城物价飞涨,民怨沸鼎,有人竟将钞票戏呼为“吵票”。目睹这种局面,王茂荫焦虑不安,苦苦思量补救之策。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日,他向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他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投放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是试图用兑现的办法来刹住继续增发不兑现纸币的势头,制止通货膨胀,以挽回纸币的信用。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银根奇紧,根本没有能力准允纸币兑现。咸丰看了这个奏折之后,大发雷霆,指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把不便于国家而有利商人的意见也奏上来,真是太不关心国事了,并降旨恭亲王奕忻,定郡王载铨审议。三月初八,亲王、大臣们在审议报告中又对王茂荫指责了一通,这样,咸丰便下令对王茂荫“严行申饬”。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的一个附注中所说的“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指的就是这件事。

马克思之所以知道并在《资本论》中提及这件事,是因为当时驻北京的帝俄使节将这件事写进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中。1858年该书又被德国人卡.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成德文版发行,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过程中看到了这本书。显然,马克思对王茂荫的货币观点是赞同的,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这样说过:“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它就会贬值。”他甚至说:“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成为经济规律。”

王茂荫为今人所识,还是本世纪30年代。我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是陈启修先生,他把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为“万卯寅”,而日本的学者则译为“王猛殷”或“王孟尹”。1930年以后,由于崔敬伯、王思华、侯外庐、郭沫若、吴晗等人的考证,人们才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便是清朝咸丰户部右侍郎安徽歙县的王茂荫。

于是,尘封的历史重现天日。王茂荫的货币观点和行钞主张对今日也不无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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